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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1月10日电(记者张军、王进业)7月3日至10月24日，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了他艰难谋生的境况。
115天中，他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
7月3日，记者在武汉市武胜路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次见到彭红平。他肩扛行李，腋夹草席。他当时身上只有3角钱，已经两天没有吃饱饭了。此前，彭红平给房县一姓张的建筑老板打工，当初在劳务市场讲好的报酬是每天25元，彭红平干了37天，应得工钱925元，但老板断断续续只给了他200元。6月20日，彭红平在工地拆房时手被砸伤，鲜血淋淋。张老板给了他5元钱包扎费，就把他辞退了。
在记者对彭红平跟踪采访的115天中，他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为此经常吃不饱饭，甚至睡在马路上，被人偷过也被骗过。三个多月时间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
彭红平是湖北省仙桃市九合垸农场老巷组农民，今年26岁。1992年，不满18岁的彭红平就到武汉打工养家。
记者多次在深夜和凌晨时分来到彭红平栖身的武汉市集贤巷附近，都找到了正在沉睡的彭红平。他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横在过道里。7月6日深夜1时，记者叫醒正在马路边沉睡的彭红平，他当时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记者临走时掏出20元，叮嘱他天亮后赶快去看病。但他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一直强撑到7日晚9点多，才到一个小诊所打了一针，花去18元；晚上用仅剩的2元住了一晚店。
彭红平说：“我母亲60多岁了，双眼患白内障快瞎了，还得摸索着捡破烂换饭吃。去年我成了家，可媳妇嫌我穷跑了，至今没有音讯。现在母亲生病无钱治。我在城里打工十来年，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可现在家不像家，亲不成亲。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
七八月份是武汉最为难熬的酷暑季节。彭红平先后为5个建筑老板工作，结果只拿到30元。7月8日下午，武汉蔡甸区一个姓余的建筑老板让彭红平到汉阳区升关渡的建筑工地和泥，讲好一天工钱20元。筛沙、担水、搅拌只有他一个人，要供6个大师傅用泥。当时彭红平感冒未痊愈，干了整整一天，老板说他干活慢、不下力，一分钱没给就把他辞了。
此后，彭红平天天守在劳务市场等活干，中间虽然也到江汉二桥、白沙洲大桥等地给3个老板做工，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8月30日，一个姓朱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招工，说到新疆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每月包吃包住1000元。彭红平就随他到了新疆一个偏远的小村。他说：“每天要干12小时的活儿，天气冷得很，我带的衣服少，老板又不借钱买棉衣，强撑着干满一个月。谁知到结账时，老板说每月只有500元，还要扣除200多元烟钱，只给了300元。可从新疆到武汉的火车票就要370元。我们求爷爷告奶奶，也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最后只得买了张短途票，在10月6日早上逃票回到了武汉。接着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没想到辛辛苦苦省下的227元，一到劳务市场就被偷光了。”
10月17日，彭红平到家乡仙桃市杨林尾镇一私人老板厂里做工，主要是清洗编织袋。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夜里干八九个小时，他干了3天就累得受不了，共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
在记者跟踪采访的115天中，彭红平共为11个老板打过工，大都是在劳务市场找到的工作，但没有一个老板与他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一个老板真正兑现在劳务市场上的承诺条件。
最大心愿就是能把拖欠工钱的事解决好
回到武汉，由于身无分文，彭红平只得从附近打工的哥哥那里借了根扁担，加入到汉正街上本已饱和的“扁担”大军中。
彭红平目前是进退两难。从去年到现在，他没有挣到钱。春节前，他趁着买东西的人多，到汉正街上挑了几天扁担，才凑够回家过年的路费。彭红平说：“如果有个好的职业介绍环境，有遵纪守法的老板，出了力就能拿到工钱，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这样惨。我们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能把拖欠工钱的事解决好。”
彭红平说：“家里的责任田都被村干部收回后转包出去了。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责任田。如果家里有田种，再也不想进城打工了。种地苦归苦，但总比在城里挨饿受气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娄伟博士认为，彭红平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生存现状。目前全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把国家已出台的有关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切实落到实处。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严厉打击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落实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加快组织农民工进工会步伐，为他们撑起一把保护伞。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尽可能减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群。同时，应加快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如为农民工修建廉租房，多渠道、多形式建立一批农民工救助机构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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