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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一SARS研究攻关课题组的实验室
难道他们在面临SARS病毒这样的危机前，还要一盘散沙、搞“山头主意”而不能抛弃偏狭，走向协作吗？如果我们要抨击别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那我们就该知道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
面对SARS病毒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国内病毒研究的分割封闭、重复研究、资源及署名争夺一度让中国的生物医学科研界障碍重重，如何建立公开、共享、协调和有效率的生物科研机制，看来绝不仅仅是科研人员道德的问题
本报记者/易颖 见习记者/王小飞 摄影/王轶庶
为什么锁我资料？
最近一个多月，李玄严(化名)教授正为一系列的怪事情头痛不已。他是广东某科研机构的教授，正承担着很重要的几项SARS攻关课题研究任务。
前些日子，为了实验室安全起见，他把一些分离出来的病毒资料存放妥当，等第二天上面已经挂了一把锁。他有些惊讶，因为这全是他多年做实验留下的资料，事先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过要将他的资料上锁。于是，他换了把锁。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保卫科报案，要求“保护现场”。
相伴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些蹊跷的事情：李玄严放在桌面上的一沓资料不翼而飞；为了了解关键病人的一些资料，李玄严连续打出十多个电话联系协调，都毫无结果。
有人向李玄严透露说：“听说你在跟国内研究机构搞什么合作？”
李玄严对记者解释说，“最近我在配合国内的研究机构做一个基础研究的课题，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内部的羁绊突然就出来了，而且来得不明不白。”
李玄严曾在国外做过研究，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研究必然是个协作的产物，就像跨国公司那样，往往需要调动相当大范围的研究力量来协作进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小农经济式的治学方式，搞小作坊、小团队，如果还没有新的科研模式，我们难保不会重蹈覆辙。”
李玄严的遭遇，在SARS病毒爆发后的六个多月来，一直也是同行所苦恼的：今年2月份，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两位专家受命飞赴SARS病毒爆发地，但没有获得SARS病毒标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终于得到了病毒标本，但是“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一个可笑的例子是，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汪建博士为了病毒标本追寻良久，都空手而归。后来通过朋友关系，他从北京某研究院“偷”了一点样本，整个过程“像进行特务活动一般”，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口罩。
甚至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这样的权威机构要病毒也不容易。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回忆说，当时她居然听到有人说：“把病毒灭活了再给CDC，他们即使拿到病毒，也做不出来！”
至今徐教授仍怒不可遏：“煮熟了的种子能种出什么来？骂这些人没有科研道德还算轻的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法定权力集中资源，如果把病毒灭活了再提供出去是违法的。”
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了9个国家的11个实验室，组建了多中心研究协作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研究人员可以共享临床实时病例和组织样本，观察对方的电镜图像，交换和评估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为何错失SARS科研“黄金机遇”的原因，美国《科学》杂志分析说，在锁定病原、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描述其如何致病等方面，中国科学家本来都有可能拿到世界第一。之所以“败给”了外国竞争者，部分可归因于缺乏协调与合作、不敢挑战权威以及与外界存在隔阂等科研体制上的问题。
尽管在SARS病原体的发现、病毒检测诊断及理论的阐述，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中国的首创科研纪录为零，但是，《科学》杂志仍然认为，中国科学家还是有潜力回答对防止SARS复发至关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
艰难的项目资金
2003年12月5日，广东省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疫苗研制组副组长陆家海博士终于拿到了经费本，里面有政府拨给他的30万元科研经费。为了这笔经费，他苦苦争取了8个月。
“这笔经费来得太晚了，而且30万元，怎么够研制疫苗呢？”他问道。
陆家海带队的疫苗和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课题组，整合了解放军军需大学、暨南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开发基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军医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相关资源与科研人员。
而SARS灭活疫苗和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项目，至今已经花掉了400多万元。这些钱主要靠的是自筹的、来自于各合作单位垫付的资金。陆家海本人垫了30万，那是他从军队得到的转业费。而研究起步初期，最重要的一笔经费则来自于一位香港实业家10万美元的资助。
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最大作用在于，在SARS疫苗研制出来之前，一旦发生疫情，既可以用来给未确诊的SARS疑似病例和高危人群作紧急预防接种，又可以用来给确诊病人进行治疗。这是陆家海课题组在SARS最严重的关头不分昼夜研制出来的。
今年5月中旬，陆家海携带他研制的SARS灭活疫苗，乘飞机前往长春，制备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7月19日，陆家海课题组的马抗血清研制成功。据测定，其杀死SARS病毒的效价高于非典病人康复期血清数百倍。
2003年9月5日，接到广东省科技厅的通知，陆家海进京向科技部汇报了他的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研究工作，同时汇报的还有另外两家科研机构。
据悉，另外两家都得到了国家资助，而陆家海的汇报却没有了下文。
陆家海的成果，在11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需要和机遇：SARS疫苗研究咨询会”上引起注意。目前，陆家海项目组与加拿大和美国的相关机构进行科研合作的洽谈正在进行。
“资源的争夺战并没有停歇。”上海的一位学者分析说，继标本之后，项目资金和设备成了新的“紧俏资源”。
“项目资金是不是用在刀刃上？跟国际项目比较起来，国内有些基金的项目评估体系值得审视。”这位学者说，一些基金项目的评审往往“只在小圈子评审”，钱通常集中在几个大实验室的手里。而国内做得比较科学的，是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遴选模式：随机抽取5个专家担任评审委员，相对比较公正，只要是真正好的项目，即使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学者也能拿到。
一拥而上和重复研究
2003年4月份以来，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和生物制品公司等200余家机构分别组成“国家队”和“地方队”、“民间队”，参与到了这场SARS疫苗研制竞赛中，按一位专家的说法是“各自保密，分别使劲”。
4月底启动的两支“国家队”有着充足资金和过硬的技术设备：一支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及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组成，一支由军事医学科学院5所、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组成，主要进行“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的研究。
据媒体报道，一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北京教授这样描述了“国家队”组建时的竞标过程：“5月5号交标书，9号就定了。”此外，“在两三天内就分完了钱，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黄文林教授说，他也是事后才听说“国家队”招标的，所以没有来得及参加。
“地方队”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和武汉。上海市组成了上海药物研究所和复旦大学3个研制小组，分别主攻“蛋白质疫苗”、“灭活疫苗”和“DNA核酸疫苗”。武汉大学的动物实验基地刚建成一个动物P3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则联合武汉大学医学院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
“地方队”的小团队意识也时有表露
广东省“非典”科技攻关组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回忆说：“通知我们去开会的时候，文件都出来了，广东的攻关组有哪几个课题组，有哪些人参加，已经大致定下来了。除了治疗时期直接涉及到的专家，基础研究领域的就只请了政府官员平时熟悉的专家。而按照学术的思路来说，攻关小组应该是云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找人。”
尽管后来的攻关小组名单连续调整两次，陆续加入了一些研究免疫和病毒的专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还是没有邀请省外和国外一些知名专家，还是有点小团体的味道”。
事实上，目前广东的攻关小组内部就有4路人马在从事着与疫苗有关的研究工作：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部的吴长有课题组进行蛋白质和多肽疫苗；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黄文林课题组主要进行DNA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攻关；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课题组则是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和灭活疫苗的研究；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领军的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和广州医学院三方合作的课题组也正在进行滴鼻疫苗的科研成果转化和“灭活疫苗”的开发。
“这里面投入得最多的还是政府的钱。民间基金和公司是自己承担项目的风险，看准了有市场收益才投入。有的省动辄已经是上千万元。”广东一位部门官员这样评议说，“跟疫情的紧迫性有关，这次SARS科研采用的还是过去由组织攻关组，行政划拨的方式，但是，和国防科研项目、基础研究项目不一样的是，因为疫苗又有着明显的产业化前景，因此，各个科研机构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这样就引起了项目重复的问题。例如灭活疫苗，是进入市场最快，也是完全成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法，所以，除了国家队以外，地方队和民间队都在憋着劲地做，互相不通气，也不搞什么同行评议，暗地里比赛着看哪家先做出来。”
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潘卫庆教授对此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已经通过动物实验的项目资料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听取一下同行的意见不是坏事，依我的想象，不可能把别人公开的数据抄来发表吧！”
“国际间的合作通常都比国内容易。人家已经享受了合作的益处。国内的机构都自己紧抱自己的，路就容易越走越窄。”
资源共享的制度设计
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从网上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发言稿打印下来，认真读了，上面又是画线又是批注，“经历了SARS，再谈科技文化，句句都说到关键”。
徐冠华部长在11月中旬“中国科学家论坛”上的这个发言很容易被解读为“SARS反思”。
“都在呼吁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科研体制，政府和科研界在很多相关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很到位了，”黄文林教授说，“关键是立法要跟上。我国目前的科研法规大的方面好像什么都有了，更需要在法律规定的细节上深化。”
今年5月才回国的中山大学基础免疫学教研室主任吴长有教授持相似的看法，“科学研究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
正在与广东省商谈疫苗合作项目的加拿大“SARS疫苗加速研究计划”中国联络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加拿大对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的共享，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科研资源，包括科学家本人在科研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包括经济权益的合理规定，是成果共享的基础。”
据介绍，在加拿大，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地位，科研人员的劳动及其成果的法律地位，诸如机构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专利权的申请，知识产权的归属，工作的报酬，科研活动的经济收益等问题，一方面有比较完备的总体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也有具体的合同来约束和保障，相关各方责权利比较清晰合理，且已基本形成惯例。
他介绍说：“对科研成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要是不能共享，成果就毫无意义。根据加拿大法律，公家掏钱做出的成果，必须与社会共享。私人资金的成果，有各种保障其利益的方法。这样，通过共享，个人的利益随之得以实现。”
“事先，就通过合同把权利义务关系规定清楚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科学家怎么会拒绝合作呢？”这位工作人员说。
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介绍说：“我去过英国，也去过美国和日本，感觉到这些国家的科研体制都差不多，但我们的体制跟它们的很不一样。”
“比如，我向国外同行索要相关资料，一般都很方便，”徐教授说，“但同时，对方也会寄来一份协议。——这已经是一种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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