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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他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②同上书，第3－4页。
③《华盛顿邮报》1980年8月31日。
④《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⑤巴曼·杜勒斯：《在法国的日子》第31页。
⑥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第702页。
⑦同上书，第704页。
⑧《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57页。
⑩弗朗兹：《邓小平》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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