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锋
“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不是汉奸文学，而是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重要纪念日前后，中国一些研究抗战文学的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全面否定沦陷区文学，认为沦陷区文学不属于人民文学的范畴，而是为日伪服务的“汉奸文学”。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沦陷区作家都曾因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文学活动在政治上受过质疑甚至磨难，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之外。但在日前，在抗战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一些中外学者为沦陷区文学打抱不平。
“北京沦陷区的大多数作家，恪守自己业已形成的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通过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沦陷区的残酷现实，或明或暗地抨击侵略行径和汉奸言行。否定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是对他们矢志不渝的民族意识和百折不挠的身份认同追求的漠视和误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泉研究员说。
日本千叶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科的桥本雄一教授也认为，在当时非常严酷的外部条件下，北京沦陷区的中国作家采用象征等艺术手法表达反抗的艰辛。
潜心研究沦陷区文学数十载的张泉，在继《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之后，今年5月又推出《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在新书中，他提出了认识、理解和评价北京沦陷区文学的三个纬度，即对待直接现实政治、继承新文学遗产与民族文学传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如果从这三个纬度着手，对北京沦陷区文学加以分析，就会做出真实客观的判断。
在张泉看来，北京虽然没有地下抵抗文学，但是有表现出鲜明的反抗意向和情绪的抗日文学。它们或者针锋相对地影射现实，或者矢志不渝地恪守民族传统。不仅如此，北京文坛提倡乡土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意表现社会的黑暗面，真实展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这既是对粉饰太平、歌颂“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宣传的揭露，也是对消极避世的唯美主义和醉生梦死的颓废之风的有力反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也赞同这种观点。朱明德认为，在沦陷时期，北京的文学艺术不但没有空白，而且蕴含着法西斯主义高压下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例如，曹禺等人的现代话剧在北京的演出经久不衰，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画家蒋兆和的女儿蒋代平补充道，“我的父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创作并展出巨幅画卷《流民图》，实际上是通过影射现实，向全世界倾诉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为中华民族呐喊尊严。”
“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仍然承续着中国新文学传统，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张泉如是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沦陷区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张泉表示。在北京沦陷时期，有一大批作家矢志不渝地坚守中国立场。当时北京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梅娘，在时隔60年之后回忆道，“大多数沦陷区作家‘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创作中始终坚持操守”。
此间，有关学者指出，沦陷区文学在学术史上的遭际，折射出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受时代政治和历史视野制约的文艺观念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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