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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2005年1月，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关于北京市设立人口准入制度的一个提案引起了一个社会性的大话题——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话题。在我看来，张惟英提案的明显问题不是关于“门槛”的意见本身，而是她提出的设立“门槛”的依据。按她的说法，北京市面临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所以要设立人口准入的“门槛”，这个道理并不充分。北京市不能独立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如果用技术的手段和价格的手段(实际上还包括税收的手段)来解决资源的短缺问题，显然，北京市很难独立行动。即使中央政府允许北京市在资源价格上有很大的决定权，那后果也不仅仅是限制外来的人口，其中一定包括对外来资本的限制。因为任何一种资源价格的提高，都会迫使某些资本进入北京市的门槛提高，然后才会影响到劳动力进入北京市。 用行政甄别手段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然后限制其中一部分进入北京市，是很愚蠢的做法，完全不能解决北京市所面临的资源供应紧张的问题。实际上，在既定资源价格之下，外地的劳动者总是跟进资本来到北京，北京市已经容纳了这些农民兼业者，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北京有能力吸纳一定数量的农民兼业者。当然，北京市维持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规模，会加重它的资源压力，但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简单地限制外来的劳动者进入北京。在全国的资源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资源供需矛盾不是北京市自己能解决得了的，更不是限制人口进入就能起到作用的。 可以考虑对资本的进入施加某种限制，但这不容易。要限制某些资本的进入，或者强制资本改善劳动者的待遇，一定会使一部分资本退出北京，导致北京市的经济规模减小，被限制的资本会到其他地区投资。所以，在区域经济的压力之下，北京市不大会限制资本的进入，所以限制农民兼业者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可行的办法是全国大城市都采取措施改善劳资关系，使劳动密集型行业退到中小城市，但这显然也是北京市一家很难独立做到的。 对资本的限制还要依赖全国性行动，依赖中央政府推行统一的政策。不排除一些城市政府在这方面迈的步子快一些，但要它们显著超前采取措施也不容易。 更深入地想，在资源问题上寻找对策是不是应该考虑社会公正？遇到资源问题，为什么张惟英女士只是想到人口压力，而没有想到要限制资本？恐怕这才是关于张惟英提案争论的关键，遗憾的是很少人提到这一点。(作者党国英，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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