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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隐秘的间谍案 1931年9月15日，悬而未决的“中村事件”使得关玉衡辗转难眠。作为中村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此时正坐火车秘密前往沈阳。正是这个关玉衡，当年6月25日夜曾命令对日军间谍中村“捆倒了打”，并且“秘密枪决、焚毁灭迹”。尽管他反复强调“我办中村，件件有据，宗宗有理”，但他对到沈阳对质还是无比紧张。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9月13日已经向日方作出了“惩办凶杀，赔偿损失”的承诺，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答应这简单的处理结果。 “中村事件”始于1931年6月10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日本退伍骑兵井杉延太郎，还有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白俄人各一名，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进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军事调查，此地正是关驻防之所在。当时该团团副董昆吾直接抓捕了中村——6月24日晨，中村四人骑马从第一营团部操场掠过，载重甚多，懂日语的董昆吾亲自盘问。董见他们的马匹都非东北本地产，四人又都穿着冬天的棉袄，非常怀疑，就开始搜查。 按关玉衡事后详尽的记录清单，在中村身上搜到各种地图和自绘桥梁涵洞断面图、记录派遣经过的笔记本两本:一本头篇记载帝国参谋省派遣他赴满洲一带活动和在东京站送别情况，一本记载他经过的路线;发现的表册中，一份记载兴安屯垦军军事分布和军力。携带的物品中还包括手枪、罗盘、测版标杆标索等。 董昆吾以“前面有土匪，你们在团部暂住一夜，明天派兵送你们”为名，将他们四人扣留在团部，并派人将在外的关玉衡紧急叫回。 在关的印象里，审讯中村并不容易，“中村面方而多髭须，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皮革制帽，上套风镜一副”。中村当时说自己是退役的陆军大佐，不懂问话，用日语审讯也推说不知。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则说自己是被雇佣的，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关玉衡判断中村是前来此地破坏兼刺探的间谍，蒙古人经过审讯查明是联络员。关玉衡与董等人商量，觉得如果揭开此案，在当时中日形势下，中村肯定会被释放，所谓“弱国无外交”。不如召开一个内部军官会议，决定如何处理。晚上的秘密会议没答案，二次审讯，中村大概预感不好，和士兵格斗起来，关拔出战刀才吓住他。令他在审讯记录上画押时，他又开始格斗，一群士兵用枪把子打晕了他。这时，关才决定秘密处决中村四人。 为了保密，团部军官赵衡为监斩官，将他们押往山后僻静处执行。所有物品除重要文件外，一律销毁。当时是6月24日午夜12点30分，关玉衡命令将审讯记录和证物一起秘密交往北平的张学良。 但是，某个贪财的士兵偷偷摘下了中村的手表，并且将之典当到洮南的当铺中，留下了重要证据。而洮南的日本领事早就接到中村在海拉尔发出的电报，在预计时间内无法等到中村，已经开始怀疑。手表得到后，他的怀疑落实了。据说当时土肥原也曾经化妆到当地调查，得知了真相。8月中旬，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开始了严重交涉，当时的东北长官公署荣臻不明真相，答复是“并无此人”。 但是掌握了证据的日本领事馆开始了步步紧逼，先是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国内报纸和在沈阳日本控制的《泰东日报》、《朝鲜(专题，图库)日报》强调说中村是因随身携带的鸦片、海洛因等物被觊觎而遭杀害。从8月中旬开始，每天报上都会出现中村之名，关玉衡成为日方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土匪式军官。“必须把关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而当时荣臻在压力下已经派出宪兵部队前往捉拿关玉衡。 9月16日晨，关到达沈阳新站，被荣臻秘密藏起，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他。“九一八”事变爆发两日后，无人看管的关化装逃出了沈阳城。 事实上，与先前发生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农民争地的“万宝山事件”一起，“中村事件”成为这几个月在报纸上“损害日韩移民”的喧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中，日本军队在沈阳内外的演习才似乎“理所当然。” 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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