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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遥远的小山村 梦想中的城市诱惑着他 他蹦跳着来到梦想中的城市，却发现，城市的天是那么高，城市里的人，高到天上去了，他抬起头，望得帽子都掉下来了也看不到，够不着 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的他生存艰难，他的同乡很多做了砍手党，他在夹缝中挣扎 他没有像同乡那样去抢劫，最后却杀了人 阿星不归路 “我想洗个头，可能这一阵子都没法洗头了。”阿星在记者站局促的洗手间里脱下他的花衬衫，用冷水洗头。“还想换下这双鞋，这双皮鞋我穿不习惯，是我一个老乡的。”阿星害羞似地缩着脚，脚上是一双不太合脚、款式有几分时髦却充满了污垢的尖头皮鞋。 已是凌晨1点，楼下士多里仅有40码的拖鞋，阿星脱下了那双有点可笑的皮鞋，换上了新买的拖鞋，由于有点小，脚跟还在后面露出一截。 门外有人敲门。 “他们来了。”阿星低声地说：“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叫他照顾好我弟弟，不要让他走我的路。” 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迎向走进来的两位警察。 这是7月10日凌晨两点。 7月8日晚上9点，因为喝满月酒喝醉旷工一天，在汕头潮南区峡山镇打工的阿星被工厂辞退，在领取工资和扣压身份证问题上与主管起了冲突，阿星把主管阿章砍死。9日，潜逃到深圳宝安公明镇的阿星，在本报记者陪同下自首。 这个曾经跟同乡砍手党团伙厮混了半年多的小伙子，一直没有像同乡那样去抢劫，却仍然杀了人。他还不满20岁。 “我杀了人” “我见证了阿星挣扎、崩溃、走上杀人路的过程，”原本报深度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眼睛里都是红血丝，他已经连续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了，“没能阻止他，我觉得很内疚。” 因为去年深圳公明等地抢劫事件猖獗一时，警方发现这些抢劫团伙大多数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因为经常有被抢劫者的手被砍掉的案例，民间因此叫这些抢劫团伙为砍手党)。当时还是本报记者的傅剑锋到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阿星，后来他在稿件里写了对阿星的印象“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从15岁出来打工，永远都睡不够。” 阿星跟砍手党的几个“老大”都是从小的好朋友，但是他自称没去跟他们一样抢劫，而是从15岁就开始到深圳、东莞等地打工。 阿星当时的一句话，曾经让傅剑锋久久难忘。阿星说，“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他的话当时让我感觉一寒。”傅剑锋说。 7月9日傍晚，还在北京的傅剑锋接到阿星的电话：“你过来不过来？我出了很大的事。我昨天晚上杀人了。” 当天晚上9点，本报记者一行在公明广场一家公话亭旁边找到了阿星。高高瘦瘦，穿着花衬衫，笑笑的眼神，看起来很文静。 “我真的杀人了，我的手上好像还有血腥味。”他微笑着，很从容地讲述作案的经过：“不晓得砍了多少刀，没得救了。” 打工的兄弟叔侄们 则凯织带厂静静地躺在潮南区峡山镇南里村的田埂旁，几台纺织机器已经停止运转，这间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作坊式织带厂主要制作内衣裤的松紧带。阿星杀死主管后，厂子已经暂时关门了，工人也已不知去向。老板郑则凯也不见了踪影。 像郑则凯这样的小老板在潮南区数不胜数。在峡山镇，各种文胸内衣、织带广告随处可见，纺织服装业支撑起了整个潮南区的经济。根据潮南区经济贸易管理局提供的资料，去年潮南区六大支柱产业产值达到162亿元，其中针织、服装业占据了60%左右。 至于潮南区有多少外来工，潮南区劳动监督局有关负责人也说很难估计。“保守估计总有10万左右吧。” 阿星和阿海兄弟正是这些外来工的两个，今年初，弟兄俩先后进了南里村和杨美村两个厂打工，干的都是织带，生产各种衣服花边和松紧带。 “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一天休息。”阿星对记者说。 “都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一家工厂。”29岁的赵阿荣(化名)证实说。他也是天等县人，已经在洋美村一家服装厂工作了四年。 赵阿荣介绍说，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忙时甚至延长到14个小时，午餐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也就是吃完饭可以吸一支烟的空隙。”这样1个月可以赚到800元左右。 赵阿荣很珍惜现在的工作。他已经打工打了十几年，16岁他就到了深圳宝安一家珠宝厂看机器，每天十个小时，机器的柴油都会喷在衣服上，长时间的侵蚀使他和几个老乡都留下了后遗症，“脸上、身上经常发一粒粒的东西，痒得很。”四年前他来到这家服装厂，因为用心钻研，手艺好，他已经成为厂里的大师傅，可以一个月赚到2000多元，成为村里在外打工的佼佼者，但他仍然有种焦虑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工厂倒了，老板不要了，明天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阿武跟阿星是堂兄弟，他只有17岁，跟阿星的弟弟阿海一起打工，一起租住在一间房子里。7月12日下午2点，记者在杨美村一间快要倒塌的小破屋里找到他时，早上7点半才下班的他还在睡觉，午饭也没吃。“在这里干活很累，来了一年了，身份证是借来的。”这间小破屋是他和阿海租来的，30元一个月。“这里比厂里的宿舍休息好一点，那里很多人挤在一起，睡不好。” 阿海在哥哥出事的第二天晚上，被村里的治保员带走了。“他挺平静的，也没说什么事情，后来我们才听说阿星砍人了，他给了哥哥300块钱让他逃走。”阿武说，因为他上夜班，阿海上白班，那么两人并没有碰面，阿海什么都没有透露。 阿星兄弟的堂叔闭伟龙也住在隔壁破房子里。他来到杨美村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工作。闭伟龙说，他是看着阿星和阿海长大的。他以前曾经和阿星一起在深圳宝安新兴像根厂打工，干的也是织带。他说，前几天赵阿荣摆满月酒他来喝酒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对工作也没什么不满。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会杀人，”闭伟龙说，他给阿星买了两套换洗的衣服，但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 出事的那一晚 同村老乡赵阿荣儿子的满月酒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7月5日，第二胎喜得一子的赵阿荣摆满月酒，在峡山镇附近打工的十多个老乡都来喝酒，阿星也请了一天假来了杨美村，当天晚上他们喝酒、打麻将非常开心，几乎闹了个通宵。喝多了的阿星在弟弟阿海的房间里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没能去上班，因此导致了主管阿章和他矛盾的爆发。 据阿星的同事说，阿星一直和身为老板亲戚的阿章不和，但是阿星对记者表示，平时阿章虽然很凶，经常呵斥他，但是他都是对方说什么他干什么，没有反抗过，可是这一次，阿章坚持要开除他。 7月6日晚上，在汕头打工的阿星用弟弟的手机打电话给在北京出差的傅剑锋：“我被工厂辞退了，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只能加入上映帮去抢劫了。”说完之后，阿星甚至笑了两声。 潮南警方拒绝透露案发现场细节，不过从阿星的供述和同厂工人的描述中，我们粗略还原了当时的凶杀过程。 据阿星透露，7月8日晚上9点，他正准备离开工厂。行李收拾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拿回被扣压的证件和押金，于是他去车间找阿章。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我没注意他们，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他步伐正常，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直到昨天，这个建筑工人才知道，这个走过他面前的人已经成为残忍的杀人凶手。 阿星事后对记者描述：“他骂我粗口，我气愤就砍了一刀，他反抗，要喊，我本能要阻止他喊，就拼命砍他，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他的衣服等行李收拾了一半，还在宿舍床上，杀人后，他换了衣服就匆忙离开，到峡山镇金佳诚宾馆去见了来采访砍手党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 “他表情冷冷的，但还是有说有笑，一直低着头玩弄着弟弟的手机。”何磊回忆说，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坐在他对面的阿星，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凶残地杀死了一个人。 1个小时后，阿星离开金佳诚，去了弟弟所在的杨美村，要了300元钱，连夜到了普宁，当天夜里睡在普宁汽车站，早上坐车到深圳，下午4点，他到达父母打工所在的公明镇。 阿星说，他在厂里干了4个月，应该赚到3000元左右，可是工厂只给了600元，他借了老板300元，一共得了900元，其中欠他的1000多元，老板说是必须交给厂里的押金。 “每家厂，每个工人都要交押金，这是这里的行规，”记者接触过的工人们都表示，为了防止工人私自离开或者跳槽，每个工厂都会要求扣压工人最初的45天工资作为押金。潮南区劳动监督局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知道这种行规是不合理的，经常有外来工因此而和厂里起纠纷。 父母都在外打工的乖孩子 7月11日，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阿星的父亲老闭蹲坐在一角，妻子就靠在他身边，眼光虚无，两个人就这么啜泣着。地上晾着一锅粥，糨糊一样，“他们两天都没吃饭了。”阿星的姑姑叹了口气。 这是一间一房一厅的房子，下午很热，只有水泥地面透出一丝凉意，却有种潮湿的味道。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这里，都在工厂里打工。 阿星姓闭，单从这个姓氏上，公明镇上很多人就会知道这个看起来帅帅的男孩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那里的人基本上都姓闭。 闭姓人在公明的名头很响，源自于砍手党在公明做下的多宗劫案。来自天等县上映乡的抢劫者又被称为“上映帮”。 在几年前，阿星是万万不会想到有一天在深圳有人会听到他的姓氏就会害怕的，刚到深圳的阿星，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1992年老闭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的时候，阿星只有7岁。直到现在，老闭说起阿星的时候提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阿星。 “从小他就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老闭说，农村的孩子调皮顽劣的很多，但阿星就很乖，性格温和，遇事不急。 阿星的妈妈出去打工时，阿星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让妈妈放心的是，那时候阿星学习很好，几门功课都能拿90多分，村里人也都羡慕，说“你们家的两个儿子学习好，还孝顺，真是有福气”。 闭家夫妻出来打工以后，平均两年多才会回家一次，“返乡的车费当时要90块钱，来回就要花掉好多钱。”仅仅比阿星大一岁的姐姐阿冰，就担负起了“管教”两个弟弟的责任。 虽然回忆不起太多的细节，但有一点阿冰非常肯定：姐弟三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从小他就听我的，你说什么他都听，即使是他不想做的事他也会听话。” “阿星从小就不看重钱。”每次父母回来过春节，三个孩子一共可以收到两三百块钱的红包，孩子们就把钱凑到一起，交给阿冰支配，买钢笔啊，书包啊什么的。阿星从来都没有向其他小孩一样要钱去买零食吃。 老闭夫妇回去过春节是阿星最开心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们买件新衣服，带很多糖果，“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有糖果吃就很开心了。” 但让老闭忧虑的是，五年级以后阿星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回家看到他的成绩单竟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 老闭告诉阿星，“没文化你出来打工不行，读了书，才会懂得人生的道理，孝顺父母”。“我们出来得早，知道外面的情况，你要是有文化，找工作就会很容易。” 阿星的弟弟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老闭狠一狠心把小弟送到了县城里的天等中心小学读书。阿星对此没有觉得不平，他还对弟弟说：“你读好书就好了。” 在深圳的日子 2000年，阿冰到深圳打工都有一年多了，初二没读完就辍学的阿星吵着要去上海，说有个老乡在那边有亲戚。老闭开始不同意，后来拗不过，宁愿让他来自己身边也不想他去上海，“我们总能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吧，起码不要让孩子受委屈。” 坐了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阿星是跳着下来的，深圳，公明，听父母说了无数次的这两个地名，那一天才真正看到。而在此之前，阿星甚至连天等县城都没有去过。 阿冰记得，弟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这里好神奇！” 一个月之后，阿星吵着要去打工，说不能天天在这里白吃父母的。当时阿星只有17岁，而一般的工厂招工都要年满18岁才行，阿星就借了老乡的一个身份证应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总厂(后转到橡根分厂)上班。这以后，阿星的公开的名字就成了——闭伟勋。 在橡根分厂人事部，记者查到了阿星当时的工作记录：闭伟勋，1982年生，2001年11月3日进厂，2002年8月16日离厂，奖惩记录一栏是空白，离厂原因一栏中写的是“自离”。人事部易姓主管介绍，闭伟勋当年既不是辞职，也不是被开除，而是突然就不来上班了。 阿星工作时带班的郑班长还记得这个人，“个子高高的，很喜欢笑”。郑班长记得阿星当时没有违反过纪律，很听话，“当时他跟我这个班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接触不算多，我让他去做事什么的他都会很服从。” 据阿星的姑父杨先生讲，阿星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老乡。杨当时发现阿星在工作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而且有几次请假离厂，“后来，阿星就不在厂里了。” 杨了解到阿星当时是和一些老乡混在一起，“那些人没有工作的，都不上班，没钱就抢。”杨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闭。 离厂后数月，阿星一直没有回家。老闭说，他肯定是怕我骂他。 实际上，阿星长到20岁，老闭夫妻从没有打过孩子，骂都没骂过，甚至后来阿星考试不及格的时候都没骂过。老闭总觉得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亏欠着孩子，“当时到广东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让几个孩子读书，他们那时每个人的学费都要一百多块。”但刚到广东来的时候，老闭每个月只能赚三百多块钱，仅够自己生活，更别提往家里寄钱了。 而在橡根分厂闭伟勋的用工记录上，最后的截止时间是2002年8月。至记者傅剑锋今年2月在温江村与阿星谈话时，阿星告诉傅，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几个月了。 一个事实是，从2002年8月以后，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阿星在我们的调查中消失了。这两年阿星在哪里？做了什么？他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清白？……阿星的家人对他这一段经历都很隐晦。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的情况是，2003年以后，宝安区特别是公明镇的劫案上升。阿星自己曾对本报记者承认，他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和这批被称为“砍手党”的同乡混迹在一起，帮他们做饭。 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 阿星一直都是老闭的骄傲。老闭在厂里工作了13年，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千二三百元，老婆也能赚个七八百元，除掉210元的房租，每个月的开销在500块左右。 在阿星没出事的时候，老闭最大的梦想就是阿星和弟弟都结了婚，自己抱上了孙子，然后就回老家“享清福”了，毕竟自己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两年前，老闭在家里盖了一栋两层楼，就准备给阿星和他弟弟以后结婚用。“这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二层楼啊，村里人都很羡慕的。”阿星的妈妈只是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才流露出一丝笑意。 然而这一点希望现在都已幻灭。“现在头很乱，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上班时候同事打招呼几次我都听不到。”老闭有点心灰意冷。 阿星这次去汕头，实际上是老闭的一番苦心。“他在这边我不放心，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远一点。” 出事前几天，阿冰还给阿星打过电话。阿冰告诉记者，阿星对在汕头的这份工作还是充满希望的，电话里阿星告诉姐姐一切都好，过了春节可能会成为小师傅，赚得会更多，现在就是上班蛮累的，就是想多睡一会。 记者在公明采访了十几个天等县的打工仔，他们其实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经历。 小陈小学5年级辍学，至今还欠着老师当年垫付的学费。1995年到公明打工至今，已成家生子。小陈的老婆和3个妹妹也全部都在珠三角打工。 小陈每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6时起床，早饭后7时10分到厂边列队，7时半进厂工作，中午没有午休，午饭在食堂吃，当天的午餐内容是两块烧鸭、一碗饭、一份豆腐渣，价值2元5角，下午工作到19时30分，回到家煮饭冲凉，21时30分睡觉。除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时间外，小陈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了10年。 公明的外来工比例巨大，像老闭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来工租住。茨田埔社区居委会麦姓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本地居民只有1000人，而外来工则是本地人口的20倍——2万人，其中有1万人来自广西。 公明一家大厂的负责人则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招天等人进厂做工了。” 今年1月，宝安公安分局一位领导亲率干警奔赴广西天等县，希望了解砍手党的犯罪成因。 公明派出所刑侦队长冯队长当时去了天等，他告诉记者，上映乡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电。穷，是天等留给警员们的第一印象。 上映乡派出所一共只有5个人，“那边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民风淳朴。”冯队长说，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谁回去带的钱多，谁才有面子，说明谁混得好。“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公明的一位公务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对天等人影响最大的，比如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协调。 另一位警员的观点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说，谁都不愿意走这条路，但现在很多地方连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都还实现不了，被他们抓获的好多犯罪嫌疑人连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何以谋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责任该推给社会，阿星的同村老乡赵阿荣就说：“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我们温江村在外面的很多人，大多数还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做工？” 夹缝中的阿星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本报7月11日报道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的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阿星的家乡，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的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因为贫困，大部分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里，墙上的奖状是姑姑的女儿得的。 □采写：本报记者 姜英爽 高爽 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陈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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