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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前的12月13日，日寇在南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血腥屠杀，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 66年过去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徐绍亮6月23日因病在北京去世；12月4日6时10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 1984年，有关部门统计出南京当时发现的大屠杀幸存者有1700人，今年只剩下400余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者。岁月无情，这些“活证据”最终会全部离去。与受害者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甚嚣尘上；日本政坛高端人物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所谓“自卫队”已走出国门，踏上了正在发生战争的伊拉克国土。这正在发生的一切，怎能不令中国人民触目惊心呢？可以想象，面对活生生的证据，日本国内的极右分子都能公然赖账，一旦这些幸存者全部离去，还不知道这些人会怎样涂抹历史呢？ 居安思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训，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把日寇的罪证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决不能让历史象烟尘一样随风飘散。这种行动绝不是抽象的、无从着手的。 对受害者的调查取证，支持受害者通过司法途径对日索赔便是目前最紧迫的事情。 调查取证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仅靠个人的力量显然无法胜任，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协调组织，发动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加入，利用自己的兴趣和知识，深入到受害者地区，收集受害者的口供，留下影象以及文字资料，为对日诉讼及教育后代提供证据。 对日诉讼也是一个耗时、耗精力又耗财力的事情，目前国内很多调查都是在“单打独斗”地进行，很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急需抱团形成合力。然而这种合力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离不开司法和新闻工作者的参与，离不开全国人民道义和资金上的援助。搜集日寇罪证、支持对日诉讼绝不是少数幸存者个人的事，它的意义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记得一位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神父忏悔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因为这时再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中国人难道要等到新法西斯把屠刀架到我们或儿孙脖颈的时候再去象那位神父一样忏悔吗？ 因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当年带给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那场侵华战争拒不认账谢罪，那个让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和苦难的日子——12·13，注定不会因为幸存者的逝去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化或抹去。有些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随风而去，但是对于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伤亡了3500万民众的中华民族来说，历史岂能如烟？ (稿源：红网) (作者：徐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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