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启月 |
章启月简历 女，1959年10月生于北京。 1978—1982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83—1987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任职； 1987—1995外交部国际司任三秘、二秘、副处长、一秘； 1995—1998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一秘、参赞； 1998—2004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 (来源：外交部网站) 本报驻京记者 赵 凌 “她不再主持本周的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向记者作过告别了。” 12月9日，外交部记者会，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章启月突然语态柔和地宣布了一个个人新闻，“这是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所主持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记者多年来对中国外交事业和本人工作的支持。” 短暂的惊愕后，台下全体记者不约而同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了这位45岁的中国女士，向她表达最后的告别和感谢。 卸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一职的章启月，如今正在为远赴比利时担任大使履新做最后的准备。她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责任重大的新职。然而，对于几年间已经习惯了和她相处的记者而言，这个新变化同样需要他们去适应。“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理解，我很怀念这种感觉。”《华盛顿邮报》记者Philip说。 14岁的使命 公开资料显示，章启月1959年10月出生于北京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章曙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一名资深的外交家。曾任中国驻比利时、驻日本大使，后来担任外交学院院长。 曾经和章曙先生共事过的外交学院周尊南教授说，章曙是一位非凡的外交家，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章启月自小深受其父影响，是四个孩子当中最为出众的一个。 对于童年的记忆，章启月也曾在某个场合谈起。“出身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一件很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很艰苦。”章启月4岁时，父母就双双出国。父亲章曙在伊拉克任职8年。“文革”开始，章启月和母亲在江西干校度过了两年时间，之后回到京城。“小的时候，跟奶奶住过一阵，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 章启月说，童年影响了她现在的性格。“这些都对我现在的性格啊、为人处世啊有很大的影响。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这是因为从小在家里没有人惯我。” 在北京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毕业后，章启月进入北京二十一中就读初中。除了寂寞，章启月的童年比起同时代的少年来说，实在是美好而幸运。在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她比同辈享有了罕见的机会。 1972年父亲章曙结束了在巴格达的工作后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翌年春天，章曙作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与此同时，经毛泽东同意后外交部派遣4名子女赴美学习英文。这4名少年学生中有两位比较知名：一位是章含之的女儿洪晃，一位就是章启月。四人中洪晃最小，12岁，章启月当时未满14岁。 1974年一个夏天的早晨，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套装后，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们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从此开始了两年半的留学生活，这成为日后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经历。 章启月等人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学校就读。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英语的最初启蒙。“我每天上学都要坐地铁。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声音特别刺耳，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在不断的震惊和适应中章启月默默在美国进行着她学习语言的使命。 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小红房”学校，告别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就读高二。第二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然而，时光流转，当年四个小留学生中只有章启月最终“子承父业”选择了外交工作。多年以后当她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成为公众人物后，很多人还想当然把她当成章含之的女儿。章含之的女儿洪晃曾在其调侃文章《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中提到，一位书摊主人拿着其母的著作对她说，这是名人写的，她女儿也是名人，就是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冷眼看外交”的日子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语口语比较地道，但实际上呢，根基是不行的。因为我没怎么学过语法。我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回来打的。在北外三年，把基础好好打了一下。” 大学尚未毕业，大三的章启月考入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1980年代初开始举办的联合国译训班专门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外交部多位人士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如当年曾在朱镕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翻译朱彤女士。 为期一年的培训结束后回国不到一年，1983年冬天，章启月以国际职员的身份，再度飞赴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一年后，她又以同样的身份来到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担当同传。这样的工作她在纽约和日内瓦一共持续了5年。有人因此评价，除了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缘分。 回顾这5年的同传经历，章启月曾说，那几年对她非常重要。“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章启月日后在做发言人和同传之间找到了共同点。“现在我想想，做同传和做发言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能不能做好，并不看你的临场发挥，而是看你事先是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你首先要对今天要讨论的议题熟悉，甚至是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张嘴之前，你已经知道，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翻错了。在联合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给了你接触各种国际事务的机会，几年做下来，你基本上对国际问题都摸了个遍。” 因为在联合国工作的背景，1988年章启月回国后进入国际司工作。国际司也成为章启月真正进入外交工作的起点，使她从一个出色的语言高手转变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在这里她度过了8年时光，从随员起步一直到一等秘书。 经过8年锤炼，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后章启月被再度重用。1995年，因着某种奇妙的缘分章启月又一次来到了纽约——这个她一生中来而复往的地方。这一次距离章启月14岁时扎着小辫初入纽约已过20年之久。20年后，物是人非，36岁的章启月以一个成熟外交官的身份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一秘，之后成为参赞。 1998年，章启月结束了在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卸任参赞返回中国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这一年，她39岁，成为外交部历史上第18位发言人、第3位女发言人，而且是最年轻的发言人。 亲切而冷峻的女人 1983年，当24岁的章启月在联合国刚刚开始做同声传译的工作时，中国外交部在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的倡导下建立了发言人制度，钱担任外交部第一位发言人。16年之后，章启月或许未曾想到，当年躲在玻璃窗后的一个译员居然有一天站在了中外媒体瞩目的新闻前台上。 随着中国外交的开放，一些新闻发言人开始被大家所认识，如沈国放、孙玉玺、朱邦造等等。1999年新春，章启月的亮相让公众耳目一新——在此之前，公众在电视上从未看到女发言人。 因为女性身份，章启月首先在视觉上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尊敬。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实践，章启月开始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而且并没有因为身为女性而丧失“强硬”。一位美国报纸驻京记者说，相对于其他几位男发言人，在记者发布会上，章启月似乎比他们“更严肃”。在他记忆中，中美撞机事件中章的表现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章“用最明确的态度和最流利的表达显示了中方的立场”。 而中美撞机事件也是章启月做发言人6年来最难忘的经历。“那次我们实际上有了一个突破，就是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当时美国辩称是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动作莽撞才导致飞机相撞。于是我们就拿出录像带，在记者会上放，还放了我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是有说服力的。”章启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生活中的我不善言谈，也不喜欢抛头露面，但既然命运把我推到这个位置，我就必须进入角色。尽管新闻发布留给个人发挥的空间不大，但需要学习的东西仍然很多。我把每次‘发言’当成一次新的挑战，认真准备和应对。”章启月曾经真切地对媒体表达她做新闻发言人的“诚惶诚恐”。 新闻发布会上的章启月看上去很“硬”，圈内人士对她的评价是：思维缜密，语言精准。发言人准备发布会常常如同临考前的学生一样。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朱邦造曾经说过，谁都不是天生的发言人，所以一开始当发言人都会有些紧张，也都会花点时间去背台词，但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熟能生巧的感觉。 让章启月感到欣慰的是，在6年间的外交大事中，她主持的发布会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在这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发言人又是代表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需要根据我们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快速地作出反应。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在发布会现场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情况。” 《华盛顿邮报》记者Philip认为，章启月作为发言人是成功的，因为她很好地代表了中国的立场。这是作为发言人至关重要的。 而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曾是一名外交官，他评价章启月是一个非常能干和懂礼貌的女人。“我认为有时候她过分礼貌了。”伊扎特觉得，如果章启月能够变得“调皮”一点或许会更好。“面对有趣的问题或许可以用一种有趣幽默的方式来回应。” 因为在发布会上给人留下了“严肃”的集体印象，这让章启月感到有些“委屈”，她说，“我这个长相啊，只要我不笑就显得很严肃，但这种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改变。”实际上，在私下里她被外国记者认为是最亲善的一位发言人。她能够用最纯正的英语和外国记者聊天，甚至开怀大笑。《华盛顿邮报》记者Philip曾和她一起去过新疆，一路上非常轻松愉快。“她没有因为和记者在一起而显得警惕，她有自信表现得公私分明。” 发布会下的章启月和任何一个普通女人一样地生活，一样有作为女人的可爱和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她平时坐公交和地铁出行。在有限的空闲时间她有干不完的家务，她没有请保姆，偶然也逛逛商场，请朋友帮她参谋今天的发布会“穿什么好呢”。栗色的短发、她用最纯正的口语而不是外交辞令在私下和人交谈、面对记者表达对她工作的赞赏，她会说，“没什么的，大家都一样干活挣钱。” 正因为如此，外电曾评价， “身为发言人，章启月在台上为维护中国的外交利益的强势表态，往往让外国记者们印象深刻；但私底下，章平易近人加上流利的英语，又一改外交对大陆外交官严峻僵硬的刻板印象。” 章启月的丈夫也是一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她有一个16岁的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她必须同时照顾生病的父亲和公公，还有年幼的儿子。她说，“我其实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和好儿媳。” 儿子是章启月和丈夫一手带大的，从没有请过保姆。儿子8岁半那年，她被派往国外。与家人分离的两年里，她经常给儿子写信、打电话，她不希望自己童年的遗憾同样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在儿子考高中的时候，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外的应酬在家里“陪读”。她听到别人一声声叫妈妈会“心软”，“以前，我的感情没这么脆弱，当了母亲之后特怕听这个。” 她在尽最大的能力保持着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她深感家庭亲情的珍贵。“我跟父亲真正在一起，把零星的时间都加起来，可能也只有六七年。在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又出国工作了。他1998年去世时，我没有再见他一面，为此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 如今，她将循着自己父亲早年的足迹踏入比利时担当大使，以此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外交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其实外交部早在两三年前就有意让章担任驻外大使了，但考虑到孩子的原因，当时章启月没有接受。
| 
| 论坛 | 设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