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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席卷了珠江三角洲。他们为什么离开？ 20年间，飞速发展的珠三角，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然而，正是这片“乐土”，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这次背叛，踢爆了“世界工厂”深处的秘密，也使“廉价劳动力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再度成为理论界争论的话题。 那个农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世界制造中心”，给他们这些劳动力开出的价码，十年没变。也正是这个价码，吸引了全球无数的资本和热钱。 农民工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厂门口等待上工的人多着呢！强资本弱劳动力的格局下，出现了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 无奈的农民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厂房空了，机器闲了，老板的利润也成了泡影。带领企业招工，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外的又一项紧要政务。 开始，珠三角似乎不太愿意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因为，在有些人看来，牛气十足的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可这一次，农民工用他们的脚，逼迫资本和当地政府作出正面回答。 今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陆续摆上一些地方政府的桌面。本报记者对珠三角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下的“世界工厂”，不但机器吃人，而且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坐上了资本的板凳。 年终岁末，人们在盘点一系列中央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时，目光也再次聚焦在农民工群体上。 王观玉招工 “请您明确告诉我们，广东省到底缺多少外来工，100万还是200万？”电视台女记者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镜头前的王观玉显得颇为尴尬。 王观玉是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8月12日，该中心举行了一场有关珠三角外来工短缺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今春以来，广东省官方首次就外来工短缺问题发表看法。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但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竟然爆发了“民工荒”。 女记者的心情容易理解。一个多月以来，各路媒体齐聚珠三角报道外来工短缺，有的说至少缺工100万，有的说缺口达200万之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否认当地出现了“民工荒”，认为目前短缺的只是技工，普通工并不缺乏。 7月底，广东省职业介绍中心派出4个调研小组，分赴短缺情况反映集中的东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汕尾、清远、河源。结果显示，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66家企业缺普通工，总计8.7万人。 该中心同时公布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用“从供求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不应求”为前一阶段的种种争论定了性。 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劳工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下，92%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王观玉告诉在座的广东媒体记者，济南、长沙等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也在500元至600元之间。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更是高出珠三角50元至150元。言下之意，计入抛家舍业的成本，两相比较，没有外来工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广东来。 新闻发布会第二天，王观玉带领30多家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从广州出发前往黑龙江招工。 小英们：MADE IN CHINA 1989年，未过正月十五，15岁的陈玉英和50多名重庆市忠县同乡姐妹在大石头码头挤上航船，开始了异乡打工之旅。 那一年，上千万“不安分”的农民，像小英们一样，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发达地区的城市里谋生。各条铁路线骤然吃紧：广州火车站广场聚集农民工最多时达3万多人；郑州北上始发列车严重超载，以致车簧过度受压无法正点发车。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深圳是特区。”小英回忆。她们更不可能知道这里将成为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起点。 与小英一样，香港人劳钊泉也是庞大淘金者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年轻的小英们仅仅背着铺盖卷，而劳钊泉们带着大把热钱和订单。1989年2月，劳钊泉在葵涌租下一栋厂房，取名致丽玩具厂。400多名女工全部招自四川(现为重庆)忠县和河南省，其中年龄最小的女孩仅14岁左右。 上班后的每一天，小英都感觉像在打仗。早晨7时起床，揉揉眼就得赶紧翻身下床，跑步去洗漱和上厕所。洗漱完毕，家里经济压力不太大的女工还可以跑到厂门口去吃一顿5毛钱的早餐，有些人则直接跑到厂房一楼去打卡上班。打卡时间必须抢在7时30分之前，否则会被罚款，这一天就算白干了。 小英的工作是用绣花针或电热胶给“小狗小兔”做鼻子眼睛，每做一个1毛钱，最多时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 没人知道当年劳钊泉从女工们做的每一个玩具上能赚到多少钱。10多年后，拄着单拐的小英才知道，她们当年生产的是一种名为CHICOO的意大利名牌玩具，在香港的大商场里每个标价几十港币至数百港币不等。 加班！加班！！加班！！！ 10多年里，耐克、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等等但凡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衣服、鞋帽和玩具，经过上千万小英们的手贴牌、打包装箱。成集装箱标明“MADE IN CHINA”的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 2004年9月9日，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傍晚6时，鞋厂院子里准时响起了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 今年6月初，该厂600来名工人发现，与以往不同，他们上下班时总能听到一些或劲爆或舒缓的音乐了。除此之外，每周的加餐由两顿增加到了4顿，经理们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工人举办一次祝福活动。 这是鞋厂企划总监廖大军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创意，旨在缓解工人们连续加班造成的紧张情绪。 下午4时左右，鞋厂三条流水线上空无一人。在宿舍楼里，廖大军指着那些正蒙头大睡的工人说，因为昨天加了通宵的班，交完货后工人们就提前下班休息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连续加班让不堪忍受的工人纷纷离开，工人流失又将导致工厂不得不要求余下的工人更多地加班。 眼下面临缺工窘境，工厂不得不对工人作出让步。 而在到东莞已近10年的廖大军的印象里，过去工厂从来不用为留住工人发愁。 “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那时候工厂不像现在这么多，订单充足，经常加班至夜里24时，有时甚至要连续通宵加班。很多女工干着活儿就打起了瞌睡，被绣花针扎伤或被电热胶烫伤手指是经常的事情。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伴生物。 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员海伟说。从一个人到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和同样数不清的从10多个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工厂，构成了这个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最为奇特的景象。 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以赚。”海伟说。 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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