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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总理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毛主席指示，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可以有改动余地。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总理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杭州之后的2月27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刘庄的国务院罗杰斯一行无人去打扰他们，我想他们大概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场。 凌晨4点，双方终于达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当我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去机场时，我见到他们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我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我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我去了机场。 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饭店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8日下午4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黄土掩埋。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 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 al 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大陆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80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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