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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部长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华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性。” 当时最艰苦的会谈是就公报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会谈。这个谈判在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进行。他们二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厨房……但我刚刚轻松了两三天,在尼克松答谢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妇乘车时,尼克松总统突然对我说他已向周总理提了个请求,要求在他答谢宴会致辞时由我给他翻译,而不是欢迎宴会时为他翻译的冀朝铸。他的理由是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的翻译是位女士(唐闻生),而他的翻译却是一位与他一样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总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译来换冀朝铸。当时,我说冀的英语比我强,还是他更合适。当晚,我对小冀说我无论如何不能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不仅宴会厅的主宾有上千人,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来了近400人,这是当时与外界十分闭塞的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我说我经验不足,一定怯场。小冀一再鼓励我,我还是不敢。最后同小冀达成协议,北京的答谢宴会仍由他上,离开北京后,在杭州、上海由我上。当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么多美国媒体面前为美国的总统翻译时,不知怎么,突然一点都不感到胆怯了,只觉得十分兴奋,而且特别有信心能够翻好。这是我性格中不肯认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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