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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事的领导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时，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这个人本是个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当时已是上海的主要领导。当天晚上，他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气氛很低调，显出与北京对尼克松访华在态度上的细微不同。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我当时是黑格的翻译，我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 第二天，按计划，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我在陪同黑格参观时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态度冷淡，且交头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情。果然，参观到一半时，上海外事的一位领导找我到一边说《参考资料》登载美国发表声明将卖给台湾武器，他们要向美方表示抗议。我说这似乎欠妥，黑格是来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体细节影响大局。中央没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采取行动。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十分狂妄，根本听不进去。他们随即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黑格似乎并不明白华盛顿究竟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显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后一半的参观气氛自然更为冷淡，只能草草结束。我们北京陪同人员中的年轻人对上海领导的擅自行动很气愤，要求带队的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当时上海的权力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已调到北京任要职，带队的部长级领导与我们这些普通年轻干部不同，他们顾虑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影响，不敢轻易得罪这些造反派。我们与黑格一行就这样在当天中午带着阴沉的心情离开上海赴杭州。 到达杭州时我记得已近下午2时。1月份的杭州气候阴冷、潮湿。飞机降落后，打开机舱门，我陪黑格首先下飞机。杭州方面来了一些领导，在飞机前站成一排。但他们每个人都表情极为严肃，毫无笑容。他们不像是在欢迎客人，倒像是在参加葬礼。在所有人下机后，杭州方面说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务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走的路线，并作出最后的选择，其中就有乘船游览西湖。 虽然我们一路劳顿，尚未用午餐，但为了尊重当地领导的决定，还是放下行装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风彻骨，船舱内没有暖气装置，所有人都紧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尔说一下西湖景点。船舱内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见的中国人待客的糖果、点心、水果毫无踪影。不用说黑格和美方人员，就是我们中方陪同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饥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时此刻一点不显得妩媚动人，惟一的感觉是冷。 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舱口问杭州接待处的一位处长，为什么对客人这样不客气、这样冷淡。明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餐，为什么船内连一点水果、点心都不备。那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来的安排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船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说黑格一行对中国极不友好，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接待‘降温’。我们不得不连夜撤走船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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