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八十年代的回忆，以电影的方式，已经有那么好几部了。最早的应该算是姜文的那套《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最具史诗性的则是贾樟柯的《站台》，最近更是有顾长卫的《孔雀》和王小帅的《青红》深陷回忆。《青红》的开始有这么一组镜头：学校的门口站着一老师，手持剪刀，命令一男同学把脚抬高点，再抬高点，然后对着他的喇叭裤一剪子下去。这绝对是那个年代的写实镜头。 可以负责任地说，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戴贴有商标的蛤蟆镜等等的这些行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年轻人最初的反叛。邻近港澳的中山，当时许多人家的屋顶上都架起了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网中人》的周润发、郑裕玲，唱着“难得一身好本领”的罗文都穿着喇叭裤。于是乎，通过在港澳的亲戚，这种上细下宽，把整个屁股绷得圆滚滚的，裤脚宽得足可扫完几条大街的“奇装异服”在中山粉墨登场。 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中山第一批穿喇叭裤的人，不是“男流氓”，就是“女流氓”，至少也会获得个“不三不四”的评价。不少人站在政治高度上谴责说，穿喇叭裤是“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在学校，老师们更是反复强调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危害性。有部分学校真的像《青红》里头那样，让老师们手持剪刀站在门口，替天行道，剪无赦！ 歌手艾敬在她的那首《艳粉街故事》里，就写有这样一段歌词：“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尊严已剥落，脸上表情难以捉摸……” 我记得那时候，香港的亲戚也给我们家带回过几条喇叭裤，而我只敢在家里偷偷地穿了一下，没过几天，它们就让祖母的巧手和那台老掉牙的缝纫机给弄直了。说白了，喇叭裤在当时流行的原因并非审美取向，而是缘于简单的后文革时代的反叛心理。尤其是女性，敢于穿上喇叭裤，需要足够的勇气面对社会的指责。 当时在中山敢于穿喇叭裤的女性之中，有一位叫“巴西”的名气非常大，她最著名的事件是为了跟人家打赌一块手表和一辆单车，赤着上身走过人民大桥。而她最后的结局是在80年代初第一次严打的时候因组织卖淫罪被判死刑，而其时押解她的刑车在石岐环绕一圈的时候，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二十几年后的现在，喇叭裤有点复苏的迹象，大街上时不时的见到有人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其实，早在1979年底，《中国青年》就已经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篇名《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穿上笔挺的喇叭裤，面露喜色。这在当时的确是件值得骄傲和值得留念的事。 ●喇叭裤，英文为bell-bottomtrousers。据说喇叭裤起源于法国。1968年底，有一位法国服装设计师参照一种英国海军军裤的式样，设计出了一种新奇而怪异的裤子样式：裤腰和臀部很瘦，裤管的下半部分夸张地向外摆开，最宽超过鞋的长度。因裤子下半部分呈喇叭状，故被称之为“喇叭裤”。至于喇叭裤的流行，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猫王。这种很合适迪斯科摇摆的裤子，在当时美国，也绝对属于时尚的标志。 ●喇叭裤在服装结构上的特征是：腰臀部位包紧，大腿部位也包紧，但从中裆处突然放开形成一个较大的裤脚口，从而显现出喇叭的形状。事实上，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进入中国的流行样式，因此从服装史的角度上讲，喇叭裤自有其先入为主的意义。稍显遗憾的是，作为流行先锋的喇叭裤在当时却没有一个好名声。当时的一个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是：一个孩子落水了，救他的却竟然是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青年。这如何解释？过分地将服饰与人的思想道德挂钩，并且往往将服饰的流行等同于思想的落后，这种仍保留了一些“文革”色彩的想法在那样一个过渡阶段普遍存在似乎也还是正常的。当然，这个过渡阶段并不漫长，喇叭裤也很快被中国居民接受并盛极一时。 ——西服东游--20世纪中外服饰交流史 早点回忆 编辑大人约我做这个《民间记忆》栏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公然老了。不过，很快我就得到安慰了，这安慰来自于一本书，准确来说，来自于这本书的书名——《这么早就回忆了》。 ●1970年Levis646小E喇叭裤 “这么早就回忆”的是一帮人，一帮和我一样生于60年代的人。在他们的阐述中，这一代人是被忽略的一代，是“红旗下的蛋”，还是下得有点晚的蛋，是红色年代的遗民，是农业时代的孑遗，是历史的观看者和参照物，是过去时代的过度体，是与青春、理想、激情、责任、生 命、人生意义这些大词相联结的最后一代……在阐述者当中，有一个叫许晖的，他这样写道：“我们诞生在60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60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所以，而立之年已过、不惑之年在望的他们，只有躲回内心深处，为过去感动。于是这么早就回忆了。 王朔在写小说《看上去很美》的时候，就直言他的动机是“现在就开始回忆”，他的回忆是由幼儿园开始，其实还可以更早。几年前我曾收到这样一份生日礼物：一份我出生当天的《人民日报》。我打开那份报纸，几乎全都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我不可能对自己出生那天有任何回忆，不过从我懂事开始，父亲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在我出生的前一天，他在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所以当我收到那份报纸的时候，我就拿出放大镜，试图从那些照片中找出父亲的身影，自然是徒劳无功。不过我从那份报纸得知，那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的第五次，50里的长安街两头站满了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有近二百万之多。父亲告诉我，当时他属于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办公室。1966年10月初，他和中山近千名红卫兵一道以串联的方式，不用花一分钱就到了北京，他们住在天安门附近一所中学里面，等了约一星期，18号一早不到6点就到了长安街等候，到下午1点多的时候载着毛泽东的吉普车疾驰过来，父亲他们激动得又跳又叫，不过他们看到毛泽东的时间不到30秒。当年由于通讯的不发达，父亲一星期后回到家才知道我的出生，而且出生的日期是在他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天。他激动之余为我取了一个极具政治色彩的名字：东航。念小学的时候，我这个名字的读音令我得到了一个花名——“冬瓜”。当时气愤的我对着那个替我取花名的同学据理力争：我的“东”不是冬瓜的冬，是毛主席的“东”，难道你们敢叫毛主席做“冬瓜”吗？那个同学指着我说，你死了！你死了！你敢叫毛主席做“冬瓜”。毛主席当然不能做“冬瓜”，那就只有是我错了。而当时我的邻居有个女孩名叫刘少薇，她比我惨多了，她的花名叫“刘少奇”。 有一本书叫《所谓草民》，里面有段话：“好像有位外国人说过：每个人的历史都应当是一部《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史学家。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的经历汇合而成的，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草民。” 而另一本叫《民间，民间》的书，有这样一段话：“民间在哪里？当然在民间，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我们通过媒体、知识和旅游接触到的所谓民间，其实往往是‘社会’、是‘现实’。真正的民间，那个潜藏在社会与现实底层的鲜活、顽强的民间，也依然在我们的周围”。 从几本书里抄下一大堆文字，不知能否阐释什么是《民间记忆》。无论如何，回忆趁早，别等到牙都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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