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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投降的那些日子里，台湾人民欣喜若狂地欢迎国民党的到来， 庆贺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统治。 10月26日，台北市上万名学生和市民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台湾回归祖国，此时台湾全省上下、喜气洋洋，到处张灯结彩，爆竹喧天。尽管当时登陆基隆的“国军”，足履布鞋，身穿褪色的黄色军装，在肩挂着褐色油纸伞，是一批精神萎靡体弱的队伍，给人的印象是“不堪一击”，但欢迎的人群却像发疯似的欢迎他们，人们尽所有力气大声喊着“国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但是人们对国民党的希望很快被不满所代替。 国民党当时在大陆实行的是省政府制，形式上把民政和军政和分开，而在台湾却设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独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兼省警备司令。这种制度与日本在台设立的总督制并无二样，只是在称呼上改总督为行政长官而已。 台湾省各级政府部门，自日本投降后的行政长官空位，理应由台湾人填补，然而事实与此相反。陈仪“以台湾受过五十年奴化需要改造” 为由宁可留用日本人也不起用台湾人。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十四个重要部门的主管，仅起用一个从重庆回来的人宁斐如，其他均非台籍人士。并规定台湾人不得拿高薪，那些在大陆时地位低下的办事人员跟随陈仪到台后，个个封官许愿，都当上了什么处长、局长之类的官，登拿着比台湾人高出一倍或数倍的薪水而趾高气扬。在1946年5月成立的台湾省临时参议会中，也只有几个台湾上层人士被聘为参议员，其他也都为大陆籍人士把持。而在三千多个派出所的主管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是“省籍歧视政策”。 经济上，国民党把在大陆接收日资变为官营集团企业的一套做法，也用于台湾，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共接收日本驻台的机关财产、企业财产、 个人财产达110亿旧台币。 这些日资和日、 台合资企业，包括糖业、铝业、碱业、电力、石油、金融机关、化工等各行各业的垄断大公司、大企业。这些“接收大员”，清廉而有能力者鲜寡，而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者居多。如当时任专卖避长的任维钧被人揭发出有证据的贪污达500万旧台币，而台北县长陆桂祥，被人指控贪污达5亿元，而陆则反咬揭发者贪污64万，双方在报纸上各揭出证据，贪污丑闻，轰动全省。 国民党到台后实行专卖制度。烟、酒、樟脑、火柴等统统由官办的专卖局经售，甚至连毛笔、文具、教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各学校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 会计处不予报销。 对对印刷业也实行统制，各机关团体、各学校的各印刷品，若不到工矿处所办的台湾印刷公司去印刷，会计处也不予报销。此类种种的专卖制度，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致使大批企业破产，商店关门，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的矛盾。 在如此的经济政策下，台湾经济日益不振，一些经济指标已退到日占时期之下。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业已有90%停工；当年全省发电量仅为日占时期的1/5；糖产量下降到不足10万吨，低于日占时期的1/6。由于工厂倒闭或开工不足，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11月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 占全岛人口的1/10以上， 他们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国民党官吏却花天酒地，营私舞弊，甚至以征服者的姿态滥杀无辜，从前疯狂欢迎国军的台湾人头脑中的祖国美丽形象， 全被国民党的腐败行为所破坏。 1947年“二二八事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爆发的。 2月27日傍晚， 台北专卖局的缉私警殴打女烟贩林江迈致伤， 引起民愤。 缉私烟警后又开枪射死一位无辜的围观者，引起群愤，终于引发出大规模的暴动。 2月28日，台北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民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陈仪商店专卖店”、“打倒贸易局”、“实施台湾高度自治”等口号，渐渐地，愤怒的群众，由游行转化为暴力行动。群众冲入警察局、派出所，抢到枪支镇压，事态愈演愈烈，最后演变成全省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反抗。 “二二八事件”最后被捕者上千，死难者逾万，是台湾人民第一次对国民党的反抗行动。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提出“安定中求繁荣”的治台方针，取消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5月，成立了以魏道明为省主席的台湾省政府。 此后， 国民党改变了对台统治方针。 5月16日魏道明宣布解除戒严， 结束清乡，停止新闻、图书、邮电检查。23日，被台湾人民切齿痛恨的专卖局改制为公卖局，除烟、酒专卖政策不变外，樟脑划出专卖范围，火柴业也允许民营。同日，魏道明发表广播讲话，鼓励买卖自由。文具书籍专卖、印刷业统治等现象，也从此结束。此后，国民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放宽政策，诸如颁布“低粮价制度”，实行币制改革，以及大量吸引外资(主要是美资)等措施，对台湾经济起了一定的复苏作用，政局上也出现相对安定。 而此时，国民党在大陆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台湾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海峡的天然屏障，有利于国民党积蓄力量“东山再起”，故台湾自然的被蒋介石选择为最后的据点--“不能再退的后方”。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陈诚接替魏道明任台湾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党部主席。 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加委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又回到陈仪时期的“军政合一”的时期。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介石对台湾的苦心经营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蒋介石通过陈诚、蒋经国等直接控制台湾的党、政、军、经大权。 在蒋介石宣告下野的1月16日， 他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 、白银、 外汇尽数运往台湾。关于这笔款的数目，说法不一。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50万两”；也有的说是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余两， 银元3000万元； 而他宗仁的秘书梁升俊说南京失守时，“国库尚有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 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元1500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2亿美元”。 总之，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 1949年2月26日至27日，台湾举行全省户口总清查。 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 5月26日， 蒋介石抵达台湾，居住于草山宾馆(后改为“阳明山”)。 6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设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12人组成，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 8月1日，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秘书、情报、警卫、总务等9个组和1个设计委员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10月1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 12月9日，国民党“行政院”在台北开始办公。 12月10日，蒋介石中央党部迁至台北办公。 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台北办公。 12月25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教育，以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蒋介石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迎接1950年的到来，开始了对台湾的苦心经营。 (来源于长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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