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是美国“政治秀”中永恒的“经典” 二○○四年是全球的选举年，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场角逐无疑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十月份以来，大选已经日趋白热化，布什(专题，图库)和克里已经成为全球时政新闻的关键词。 与往年一样，人们习惯于使用“政治秀”或者“有钱人的闹剧”来形容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姑且不论文字本身所带有的轻蔑色彩，这些称呼至少反映了美国政治思维及其运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娱乐化”。 同时，这一趋势也趁全球选举年的东风在其它一些国家凸现，比如在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娱乐化解读已经成为公民了解大选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政治娱乐化”和其它政治名词一样，人们习惯于首先发现其平面化的缺陷和弊端，而不是思考这一现象蕴含的深刻制度背景，从而引发了从媒体新闻道德操守到意识形态诸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抨击。 “善待”政治娱乐化的目的，既不是要为这一现象叫好，或者干脆提倡政治必须娱乐化，而是在认识现代政治运作的特点的基础上，把这一现象作为现代政治市场的必然产物加以理性对待。电视主导政治进程 纵观历史，政治娱乐化的出现是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和网络传媒的发展同步的。以美国为例。一九五二年大选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制度和传媒史上一个重要事件，电视首次成为美国政治进程的主导力量。电视不可取代的形象性和快捷性，使得公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竞选活动的政治顾问策划的广告、纪录片和选举夜的特别节目。 事后证明，所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这次大选的结果。从此以后，如何学会和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打交道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合格的首要课题之一，处理公共关系的顾问，在总统竞选班子中的地位一再提高。直到今天，随着来自不同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日渐缩小，以及公众对政治本身的日益冷漠，娱乐化因素，诸如候选人通过电视向公众展示的服饰、表情动作甚至是宠物狗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受公众关注。个性特征而不是政策承诺成为很多选民们寻求心理认同的主要来源。 当然，除了上述技术手段外，政治娱乐化还要求更严格的制度保证和文化背景。首要的前提就是一个视政治权力为“公器”的制度，在绝对君主国家，治权和主权一体，政治被视为是君主的特权，是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人民对政治事务的严肃表达尚且被压制，更不用说多元的娱乐化解读了。取胜关键在于包装 加之在君主国家里，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国家兴衰，王朝更迭往往系于君主的个人能力，这使得君主更迭行为无论是对王朝还是对百姓都承担了太多责任，“政治娱乐化”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加不可能。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针砭时弊的“童谣”，从中可以看到“娱乐化”的某些雏形，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能称之为今天意义上的“政治娱乐化”。 共和体制建立以后，社会和国家分离，市民社会开始拥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宪政通过对国家权力干预社会事务的限制，把对这些方式的保护制度化。相反，市民社会的很多特征，比如说多元和市场化开始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选举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把挑选政治领导人的行为视作是在政治市场上的商品选择行为，把政治明星和娱乐明星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为适应这一要求，连最保守的竞选顾问也开始把选举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对获选人的商业包装而不是提出某种哗众取宠的政策突破上。 以政治为目的，娱乐为手段的竞选日渐成为现代政治时尚。如果说政治家们在“政治娱乐化”的过程中保持的是一种迎合心态的话，拥有一定独立性的大众媒体就是这一趋势的造势者。 在现代民治政体下，政治家选民的沟通非常重要。而独立、发达的大众传媒，既通过反馈公众信息影响政治家决策，又通过向公众介绍和展示政治家本人及其决策来影响选民的选择，在现代政治运作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媒体本身也有其特殊利益与取向，受个人或公司的商业动机驱使，使得媒体必然“媚俗”：迎合消费文化熏陶下的大众，并同时反过来深化这一文化对大众的影响。 媒体的这一转变给政治的运作和思维方式打下深深烙印，其后果就是以往充满的是血腥和罪恶的权力更迭在媒体和民众的互动下，变成了一种盛大的节日狂欢和派对，同时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民众的“政治娱乐化”的直接受众和参与者。一方面民众的价值和审美品味存在多元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受到以“时尚”为名的消费文化史无前例的强大影响。 政治变成商品 市场化消费渗入到他们生活和思维的每一个方面。制度化的保证也使得包括大选在内的政治选择，对选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政治本身像商品一样具备了消费文化所要求的多元化特征。从此，原本独立的政治活动也开始脱去夺目的光环而被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消费行为。 当政治资源成为一种消费品，对其平面化和娱乐化就开始水到渠成。当然，正像很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政治娱乐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行为和政治新闻的异化，必然对传统的政治和新闻道德带来重大冲击。 这些冲击很显然不是完全正面的，比如政治人物和新闻界在这样一种潮流的支配下，会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获得受众的承认上。而后者的诉求和爱好往往是喧哗胜于理性，平面而缺乏深度的，这些显然与政治决策的长期性特征以及新闻独立公正的原则冲突。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只有把“政治娱乐化”的视角从简单的抨击，转变到理性的背景分析上来，才能找到制约其不利影响的手段。承认现实是对一种现象展开理性分析的义务，美国总统大选如此，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其它现象也是如此。(周敏聪) 上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