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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一位老人去世后，家人遵他的遗嘱把遗体捐献给福建医科大学，供该校学生上解剖课之用。本报9月28日A5《福建新闻／闽南》版刊发这一消息后，泉州市区一位离休老干部坐不住了。10月4日，他致信本报，他也愿意像惠安那位老人一样，百年之后把遗体捐献出来，并且他还向泉州的老干部发出倡议——“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
读了《林忽视捐献遗体了心愿》一文后，我想了很多。为什么福建医科大学每年需要40具尸体，却只有10具？遗体就那么“金贵”吗？
记得解放初期，《羊城晚报》发表一位老红军的遗嘱：死后要把遗体无偿地献给医学院，供学生作尸体解剖之用。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10年前，上海一位著名老中医也留下遗嘱：死后尸体先给医学院做解剖之用，并将有用的器官移植给需要者，最后把全身骨骼用钢丝串联好，送给医疗单位作标本。
我对老红军、老中医肃然起敬：高风亮节，十分伟大！
作为老干部，我不但非常钦佩老红军、老中医和林忽视同志的做法，而且也要身体力行，像他们那样把遗体无偿捐献——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
当年，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南下行军途中，有的战友被敌人的飞机炸死了，有的被潜伏的敌特残害了。对此，我们无所畏惧，为革命事业而牺牲，视死如归。既然视死如归，为什么还要“珍惜”遗体呢？人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让遗体入土烂掉了，或者化作一缕轻烟消失了，岂不浪费！老干部是最有觉悟的，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让遗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善莫大焉！何乐不为？
我是离休干部，应该更有“勇气”捐献遗体才对。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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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彬经历：1927年出生于南安，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解放战争时随部队南下泉州。曾在泉州日报、厦门日报、中新社福建分社、福建侨乡报等单位工作。1981年加入中国致公党，后担任中国致公党泉州市委会副主委，1988年离休。
“林忽视很勇敢，我要向他学习，死了也要做贡献。”5日，在泉州市区东街附近潘彬的家里，记者和这个开朗的老人聊了起来。
记者：我们收到您的信，您说要捐献遗体，我们很感动。
潘彬：其实我才激动呢！我捐献遗体的心愿已经几十年了，但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手续。看报纸呢，也老是报道有人要捐遗体却没人接收。那天看了你们报道林忽视的事情，我才恍然大悟，知道医科大学有接收，有个王玮教授可以帮忙办手续。所以我就想通过你们，早点和王教授挂上钩。也许我还可以活一二十年，但早办总比迟办好。
记者：您有这个想法几十年了？
潘彬：是啊！解放战争末期，我有个朋友在医学院上学，她跟我说，他们上解剖课就是摸摸人体模型，因为没有尸源啊。有一次，附近刚修了座新坟，夜里教授便带着他们去偷挖尸体。你说当医生连解剖课都没得上，医学事业怎么搞上去呢？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以后就把遗体捐出来，为医学事业也出点力。
记者：那您对捐献遗体是怎么看的？
潘彬：捐献遗体也是废物利用嘛！钱是身外物，财产也是，遗体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许多老革命为了解放事业，命都豁出去了。命都不要了，那么人死了后，还有什么舍不出去的呢？林忽视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做到，作为离休干部，我难道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记者：家里人知道您的想法吗？
潘彬：我就是还有一些顾虑，我爱人脑子太“古”，说服她估计要费点心思。她也是惠安人，这些天我一直旁敲侧击，动不动就跟她说：“你们惠安有个林忽视，思想很好啊，把遗体捐出去了。”她总是光听不发表意见，不知道是不是有所预感。不过，放心，最后她还是会同意的。我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国外，说服他们更没问题了。他们不同意，我也要捐，我自己的东西，我有自主权。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向老干部发出捐献遗体的倡议？
潘彬：这也不能说是倡议，只是提出一个想法。老干部的觉悟应该都不低的，可泉州怎么还没听说有老干部要捐遗体的啊。最好有老同志推动一下，我要把报纸复印给统战系统的老干部看，动员他们捐遗体，能动员一个是一个，肯定能说动几个人的。
本报记者 阮丽张/林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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