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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原生态圈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可见，把当初的八大胡同简单定义为性交易场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
1923年版《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此话明显偏颇，但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
颇符合生物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八大胡同的欢场头把交椅不是凭空得来的———先有妓娈之争，后有南北之争，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跃之地。清朝禁止官员嫖娼，大臣们就另辟蹊径，玩同性恋。娈童大都出于梨园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韩家潭一带。庚子之乱以后，朝纲紊乱，官员嫖娼已是小事一桩，此时的妓院才从娈童手里夺取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客源，女风压倒男风。
《京华春梦录》记载，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着“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地方。
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
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但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远远超过三陪”；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一本万利。
前门外，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侯宝林自传》中说：“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八大胡同是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是家常便饭。
梅毒、淋病等“花柳四疫”在传播，八大胡同的厕所和街面贴满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野史说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19岁就驾崩了。皇帝尚且如此，歧女就更不用说了。
妓女们的结局大概有这么几种：混成老鸨，赎身从良，混一天算一天。大多数妓女的结局是悲惨的，一旦年老色衰，生存就成为问题。
这个生物圈生态平衡的最基本功力是——钱和性。
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
过去的中国不是礼教社会吗？“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悲剧吗？八大胡同的所作所为能被社会接受吗？当事者能逃得过良心的自责吗？八大胡同的生灵们的内心世界很值得探讨一番。
清末《北京醒世画报》报社地址就在樱桃斜街，与八大胡同为邻。画报笔者的道德观念并不僵化，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但细节处见精神：两个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闹砸了油瓶子，被画报笔者评为不端庄；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镜，画报笔者就觉得有“鱼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专利。
当时人们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维特征：对人礼教，对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时此地此事礼教，彼时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
先看政客。
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两次提到京官八大胡同嫖娼被抓的事；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民国共和，达官贵人反倒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场所，寓社交于性交，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妓女们反倒成了配角。
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在天桥大森里开了妓院，主力嫖客就是军政要人和大财阀。不少前任御厨在“大森里”做掌勺，吃花酒需要提前半月预订。
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曾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最初小凤仙之邂逅蔡锷，有人说是袁世凯安排的，看来并非无中生有。台湾作家高阳描写袁世凯与曹锟贿选，小说题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善于以妓女开创历史，能独善其身的官员还能有几人？段祺瑞不吸鸦片，不逛胡同，仅仅如此，就被许多人真心奉为出类拔萃的好人。
再看一部分“有志青年”。
《冯玉祥自传》中记载，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谢宴会，主人设席石头胡同。席间到处莺歌燕语，婉转娇啼，豪杰冯玉祥自言“简直待不住了”，离席而去。嗣后感慨：“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
冯玉祥对八大胡同深恶痛绝，为诸多迷失在胡同里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在另一章节中他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相较政客、愤青，文人在此，就显得所得太薄，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文人们嫖妓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博得名士风采，相互记录，引为逸事。学知识太苦太慢，锻炼魏晋风骨简便有趣———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看看郁达夫吧。1920年代，他在《街灯》、《寒宵》、《祈愿》等多篇文字里提到“北京的银弟”。在《南行杂记》他写到：“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来郁达夫之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郁达夫发表小说《秋柳》，畸颓之气荡然。受到广泛批评后，他坦承自己失败了：“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如此这般，玩“艺术品”才是真心，银弟如果为他动过真心，受到的该是何等伤害？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从已有资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种心灵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一系列或许该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逻辑们相互矛盾，认真遵循任何一个逻辑，都会与另一个同样厉害的逻辑发生冲突。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
嫖客与嫖客之间，并不引以为同类。《京华春梦录》称：“若茶室以次，则自郐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与妓女之间，时而赤裸裸地锱铢必较；时而又必须遵守“恩爱”仪式，只靠钱还不行。绝大多数时间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时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没有真爱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为林琴南忧闷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觉得所有妓女都是一样的，她们会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解放后的八大胡同妓女教养院里，高级妓女们抱怨道：让我们与这些贱货(下等妓女)住在一起，我们不服！大家人格分裂得都非常自然。同类人内部自我区别时，除了强调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还能细分出道德层次的优胜与败坏。
然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卖心、卖尊严的时间远远多于卖身时间，世外桃源中理想化的妓女才有可能逃脱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摆布。
1930年代初，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教授的带领下，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1947年费孝通先生又带着清华大学学生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
看来学者和社会学家认为，八大胡同曾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社会阴晴。
红灯区的突然死亡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其终结方式有如足球赛里的突然死亡。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中国的娼妓史是悠久的。
清代诸人获在《坚瓠集》续集里考证：“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即中国标准意义上的妓女出现于春秋时期。此后，女乐、官妓、营妓、家妓、客妓……名目繁多，代代有娼。
元代大都，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这里营乐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达2万人”；明后期谢肇制在《五杂狙》中说北京“娼妓多于良家”。
民国初年，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抗战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物质垃圾的清除工作，两次大扫除共清除明清以来沉积的垃圾60多万吨，人均半吨。娼妓现象这种文化垃圾当然更不能听之任之。
人民政府对于妓院，刚开始采用的手段较为平缓，以限制为主。有一段时间，警察抓到嫖客，会在他的证件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儿。这样，明娼被抑制了，暗娼就开始兴风作浪，老板暗中操纵，活得好好的。想要根除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社会现象，必须快刀斩乱麻。公安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由此在八大胡同打了一场不流血的胜仗。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
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
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新中国妇女》有文章描述那次行动：“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领班全部依法处理完毕，其中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政府共没收妓院房产168处，共182.5间。
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政府首先为她们治疗身体的创伤。然后开设文化课，引导她们认识过去，寻找自己在新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让她们从收拾房间、清洗厕所做起，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恶习。到1950年6月底，妓女们全部走出教养院，或工作，或回家，或结婚———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妓女巧云嫁给了郊区的一位菜农。
当时洪琛导演了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八大胡同教养院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话剧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还有数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西北艺术学院。
八大胡同的妓女们浴火重生，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就彻底死了。(陈一鸣／文，罗健／摄)
(感谢鲁迅文学院教授、北京街巷研究专家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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