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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上网从来不关心性骚扰之类的文章，自从自己遭遇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和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姐妹！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饱受伤害的心好像得到了一些修复，心态也好了许多，但是还是比较脆弱，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心理失衡，要自己安慰自己多次才能平静下来。
回忆过去的事情，事实证明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弱势地位决定自己的悲哀，受伤后，只能暗咽泪水，不可能将那个侵害自己的畜生绳之以法。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女性的弱点，让我根本没有心计去收集证据，只是一味的忍让、躲避。害怕名声的败坏，珍惜工作的机会，让我一次次失去了为自己讨还公道的机会。
曾经一段时间，我想到用死亡解脱这种痛苦的炼狱，但是一想到年迈多病的双亲，年幼可爱的孩子，呵护关心我的丈夫，理解信任我的朋友，终于没有做傻事，但是当时的精神已经趋于崩溃。
现在，时间的流逝医治了我的心灵创伤，我用自己的隐忍换来了领导和同事们“高风亮节”的评价，足以安慰已经脆弱易碎的心了。现在我已经能平静地坐在这里，把当时准备做遗言的书信打印下来，也算是对我2001年1月至2002年5月的一段灰暗人生的总结吧。
尽管每次回忆都带给我撕心裂肺的伤痛，但是为了能最终查明真相，我还是让自己再入噩梦，再深刻地痛一次，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理解，只需要给事实以真相。(当时不敢直接写成遗书，不敢写出已经逼到笔尖的死亡气息)。
我的生活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顺利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13年的时间一直努力地工作，追求上进，爱家庭，孩子，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于是，很自信地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工作和生活变的更美好。然而自从调入到JH部，认识了D开始，我的关于美好未来的信心被无情粉碎。
2001年初，为了使我的专业更加对口，原单位的领导把我推荐到这个JH部，从事我的本专业，和从事这项工作20年的D共事。
当时的我34岁，孩子上小学4年级，爱人做技术工作，家庭平静而温馨。面对专业对口，又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非常开心，也全力以赴投身到新的工作中，并从工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当时的D作为科长对我的工作也做了一些指点，使我的工作很快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同，也使我对D产生了感激之情。总的来说，个性单纯又轻信别人的我是不大适合在这个心机重重、深宅大院的机关工作，但是为了生存，也无法选择。
2001年6月初，机关改革，因为同科室的另一个男孩要去别的科室，D推荐我做本科的副科长。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机会更多了，配合起来也比较顺手。(我们科室3个人在一间走廊最深处的办公室里办公)。
8月是全市的执法大检查，我严谨高效的工作成绩得到了部领导的表扬，心情更是舒畅，感觉这个科室真象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和D有了一些思想交流。因为我们都喜好文学，他的口才和文笔都比较好，还积极支持我开的网站，于是就把他当作朋友(危机就此埋下)。
8月末的一个晚上，我们的大检查到了尾声，科里的和基层的同志一起联欢，D在明知我不胜酒力的情况下，一再怂恿我喝白酒，为了不让大家扫兴，我只好硬着头皮喝，喝完有点迷糊。散席之后，他开车送我回家，却在路上把我带进了一家灯光昏暗的歌厅。在一个小包间里，歌还没唱到两首就死死地抱住我，一边亲吻着说喜欢我，一边解开我身上的薄衫……
我的酒一下子醒了一半，坚决地推开他，并要离开，他还不依不饶。我只好说：“歌厅随时有查房的，你不怕！”他才不得不离开。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180度转折，相处起来很尴尬。原本和谐的气氛被他忽然的暴躁和刻薄变的剑拔弩张。但是，我刚到这个专业对口的单位，又这么喜欢这个工作，无论如何不能把关系搞僵，只能时刻小心，能躲就躲。有时趁着他心情好点的时候，我就反复申明：我不是能接受情人观念的人，也不想背叛老公。他就抓住机会，反复地讲“现代人要学会潇洒的生活”，甚至用他以往的成功经验开导我：婚外情是多么的精彩！
时间长了，我就懒得解释了，对他的挑逗语言就当耳旁风，对他的眉飞色舞就装傻。于是，他就开始用各种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我的工作，稍有差错或者没有错也找出错来，当着全科同志，甚至基层单位同志面训斥我。在业务会上也多次让我下不来台。可是，一旦办公室里没了别人，他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说什么：“你对老公守身如玉，还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呢？”“你只要听我的，我帮你多报销费用，帮你提拔为正科级……”等等。
单位休息的时候，就让我进网络聊天室。在聊室大谈“性解放”，诅咒我离婚，或者说：你都黄脸婆了还装什么纯情啊？
一到周末就往我家打电话，借口是单位加班，其实我知道单位的工作量，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就找种种理由婉言拒绝。
10月份，老公出差两周，我怕他变本加厉，根本不敢在单位说老公不在家。有一天，他从我母亲的电话中得知我老公出差了。当天的科里聚会之后(他经常会找到各种理由让基层的同志请我们吃饭，饭桌上劝我喝酒，是他的主要目标)他就暗示我在家里等他。我就装傻。深夜他给我家打电话，我也不接。第2天一上班，他就训我：“我洗完澡在单位等了你一个晚上，你什么意思？”说着，说着，我们又争吵起来。
单位的同事问他，为什么总和我争吵？他就说我脾气倔，方法简单，不配合工作。
11月份，我们到杭州开会，在火车上度过2宿一天，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另一种煎熬。只要同行的人一离开车厢，哪怕是上厕所那么点工夫，他也要捏我一把，搂我一下。吓得我只好成天坐在行人过道上。
到了杭州的当天，晚上10点多了，他忽然打电话要我去他的房间谈工作，我推脱不过，就对同行的大姐说；“你要是看我时间长不回来，就去他的房间敲门”。进了房间果然见他一身单薄地躺着，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外间，听他罗嗦。几句开场之后，他暧昧地让我离他近些，我坚决不去，他就猛地站起来，把我往床上按。一边和我撕打，一边回手锁死了房门。我气极了，就说：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喊，看你还不要脸！。他这才不得不放开了肮脏的爪子。
回到自己的房间，大姐看我神色不对，问起我来。我就把这半年来D对我做的一切和内心的委屈和愤怒说了一些，(考虑以后还有继续工作，没有把最恶心的遭遇说出来)。我们几乎一夜没睡，大姐听完，竟然说：“男人就那样，你满足他一次，他以后就不骚扰你了。”我竟然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女人生存就必须满足男人的兽欲吗？
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耻辱，几个月来，一方面更加谨慎地工作，以免被他找茬训斥，一方面，忍受他的种种骚扰和内心的痛苦。每天早上走在上班的路上，就是想着怎样避免失误，怎样防备他那无所不在的“咸湿手”，以为可以靠同事大姐出面提醒和牵制他的想法，也在大姐的“明哲保身”下破灭了……
和主管的部领导策略地谈到无法和D配合工作，希望领导调换科室。不了解实情的领导却批评了我工作方法的简单，性格的直率，要求我多做自我批评主动配合D的工作。于是，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的愿望也破灭，我几乎万念俱灰。
D看到领导来到杭州以后，不但没说他什么，倒批评了我，于是更加得意，在晚上单位4个人同游西湖的时候，更是趁着黑暗肆无忌惮地伸出他的脏手。我只好惊恐万状地跟在部领导的身后。
回到单位后，我们每天还要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还是要参加一些科里名义的聚会。在以后的各种场合，我是保持白酒坚决不喝，就是他逼我灌进嘴里的，我也找机会吐掉。于是他的嫉恨更加深了。更是在大庭广众下伤我的自尊。而每次他喝多了，只要没有外人，就是用另一副嘴脸来劝诱我。我多次言辞利色地对他说：我不需要你的额外照顾，凭自己的能力，我完全能做的很好，只需要你把我当作“人”来尊重！
这样的争执不知道有多少次！有多少次，我怀着深刻的悲苦之心来抗拒他的威逼利诱。工作不能耽误，对家人还有尽到义务，精神上的压力还不能让外人看出来，委屈的泪水只能往心里流。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基层办班，他找各种借口，要我留宿在办学单位，不派车送我回家，我就在夜晚自己打车回家。中午时间紧回家来不及，他在饭桌上罐我喝酒，并故意把我的房间安排在无人住的最里面，并找借口到我的房间。实在抵抗不住他的撕扯，我就隔着玻璃向操场上的学院求助，才吓走了他。
这样不堪回首的日子，不知道有多少次！他每次都被我的喊叫吓退了，但迎来的就是工作上的更加苛刻的批评，甚至连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间都不给。有一次，学校要召开家长会，老公当时在外地，我去请假。他竟然恶叨叨地说：“你没老公啊！”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又和他吵起来。
当时，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承受力，心里被他逼的几乎崩溃，自己的脾气也控制不住，心想：和你好好说，不信；那么我就不受你的气，对着干吧！也许这样他就死心了，以后就不会骚扰我了。
可是，还是错想了他，后来他发展到帮我家送点东西，就要索吻，冬天帮我接一下孩子，就要搂抱的地步！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就宁愿冰天雪地地走着去接孩子，也不搭他的车！
矛盾就这样越积越深，最后达到了不可调和，我的心里承受力也越来越弱。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有时其他男同事的一个低级的玩笑，我都敏感地要逃出去。只要是陌生男人挨近我，就浑身紧张冒汗或者起鸡皮疙瘩。
最后的矛盾终于在2002年4月下旬我从北京回来，听到单位的同事传言：“他把我带到北京玩了一周。”而最后爆发。
这次去北京汇报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他是去合肥参加别的会议，有直达车不座，非要给我买车票一起走。我找借口拒绝，并自己买了车票，谁想在进站的时候还是被他发现，好在不是一个车厢。列车开出以后我把手机关了，他也没找到我。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刚上火车，就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竟然在合肥就算计好了，我会坐这次列车，到北京转上了这次列车。我再次拒绝告知我的车厢号，并立刻关闭了手机。
回到单位的当天下午，办公室没有别的同事，他就找各种理由训斥了我一下午。并说，没见过我这么不识抬举的女人。
下班的时候，我就听到同事的传言，想起出差前他到处打电话，说要和我一起走。我知道，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被他搞的里外不是人，身败名裂。
晚上回到家里，精神已经崩溃的我，哭着把D对我将近一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不知情的丈夫。
泪水一次把枕巾浸湿又烘干，我们想到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1、诉诸法律，难于取证，难以得胜。就算告倒了对方，也是两败俱伤，大家都无法在单位做人了。
2、通过组织解决，没有直接的证据，组织上也不一定相信，同事也不愿做证(那位大姐还说，也许他是喜欢你，才这样呢！)也是身败名裂，以后无法共事了。
3、丈夫和D当面谈谈，把事情说开，警告他的言行。如果他接受教训了，大家就私了，以后还能做体面的同事。
4、以暴治暴，找人狠收拾他一顿，他还不是说不出是谁做的。
最后，我们想通了，都是读书人，就采取正大光明的办法，当面和他谈，看他是否认错。
第二天一早，丈夫一脸平静地到单位找到了D。开始，D百般抵赖，死不承认。两个人动起手来，1米8多、160多斤的D不是1米7、120多斤老公的对手，败下阵来，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有恶劣行径，并表示不再对我有任何举动。
两个人都受了点轻伤，但最后达成协议，既往不咎，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以后还要好好做人。
但是没想到3个月后，D的左眼突然发生视网膜脱落，不得不到北京做了2次手术。其间也遭了一些罪。事情发生后，老公多次和他协商，出院后，并赔偿了他1万元医药费。
事情并没有简单地过去，事情发生后，他在同事中间说了我很多的不是，有些就是谣言。别人把我看成一个浪荡轻浮的女人。
那一段时间，我时刻能感觉到同事们的异样目光，承受着他被我老公打伤的舆论。当然，他对别人说，他受伤的理由是我不好好工作，还不服从他的领导。
此后一年里，我通过组织调换了工作，离开了我最喜爱的工作，放弃了副科长的位置，从一个普通科员做起。默默承受着千人机关里的种种流言蜚语和轻蔑斜视的众多目光，低下头来，勤奋工作，没有对任何的谣言做过一丝的争辩。只是在年底全部同事聚会的时候，昂头唱了一首田震的歌《执着》。
今年5月，D如愿以偿地升任到副处级岗位。当时在竞聘会上，大家都以为我有什么过激的行动，D很紧张，领导和同事们似乎也在等着我有什么说法。而我只是无言地在选票上画了一个圆满的圈，使他全票当选。
台上的领导，台下的同事看着我沉静地投票，安静地回到座位，听到D满票的结果，都睁大了眼睛。而我以自己的冷静，安详的微笑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高风亮节”的评价。当我从领导口中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泪如雨下。因为我看到了四个字里，是自己的血和泪浇铸的。
女人，为了生存，付出的就是这么惨重的代价：前途，事业毁于一个“性骚扰”的噩梦，尽管拥有20年的学问，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做个“家庭妇女”。
而男人，一个上级对异性下级屡屡侵扰的男人，依旧可以笑迎春风地获取名利。
事情过去一年了，岁月能够淹没一切，包括当时的痛不欲生。我最感谢的就是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丈夫和亲人。他们始终站在我身边，相信我，鼓励我，帮助我走出人生的阴霾。
如果没有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我不知道这个噩梦还会持续多久？是不是已经把我逼疯或者夺去我35年的花样年华？
不知道法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这些需要尊严的女性以摆脱“性骚扰”的保护？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认为“性骚扰”是魅力的体现。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有着自己尊严和人格的女性来说，“性骚扰”是她们终生的疼痛和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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