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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日建交后，王徐英的公公柴冈文雄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个回中国探亲的人。想改名“柴冈英子”的王徐英，图中手持的是公公的“第一号探亲报告” 12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57岁的王徐英走出法院大门，神情落寞而又固执。她想改个日本名字的官司败诉了，但已决定立即上诉。 在过去的57年中，她只有“王徐英”这一个名字，而现在，她想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成“柴岗英子”。 今年9月9日，王徐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上钢新村派出所递交了改名申请。两个月后，派出所交给她一张“不予更改”的审核表。第二天即11月10日，她一怒之下将上钢新村派出所告上法庭，理由是派出所行政不作为，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权。 日本儿媳 “他们早就叫我‘柴岗英子’了，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柴岗家的儿媳，柴岗家的英子。”王徐英所说的“他们”，是指她的日本亲戚和朋友。 1947年，王徐英出生在当时的上海川沙县一个贫穷家庭。1940年代，姑妈和她的无锡丈夫一起“跑洋单帮”，去了日本。1970年代，姑妈病逝，姑父也从此不再联系。“但我总有种感觉，在日本有我的亲人。”王徐英说。 1988年，担任中学化学教师的王徐英，再婚嫁给了现在的丈夫、时任上海市金山邮政局党支部书记的徐建国。这次婚姻除了再次带给她一个家庭以外，还给她带来了新的日本亲戚。因为她的丈夫有一个日本继父。 徐建国是一个遗腹子。1930年代，他做导游工作的的母亲结识了在上海的日本人柴岗文雄，并与其结婚。在40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柴岗还清楚地描绘了第一次见到徐建国的情景：柴岗抱起3岁的徐建国大喊，“这就是我的儿子！”柴岗为徐建国起了一个日本名字——柴岗龙清，意为“柴岗家的龙的传人”。一年后，柴岗与徐建国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即徐建国的同母异父弟弟——柴岗龙男。 柴岗文雄是日本共产党员，日本侵华之前，柴岗在日本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发动战争后的日本陷入法西斯恐怖之中，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解散，日共党员柴岗文雄来到中国，在上海中央市场西部蔬菜场任管理员。日本投降后，柴岗文雄到日本侨民民主主义报纸《改造日报》任编辑。后因《改造日报》倾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1946年，报社员工被遣送回日本。 毫无准备的柴岗文雄被迫与上海的妻儿分离，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家中。 在回忆文字中，柴岗文雄写道，他无时不刻不想回到中国，回到家人身边。在中日两国还未建交时，他甚至试图买通渔船老板进行偷渡，只是没有人敢接这趟生意。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柴岗立即向两国政府申请到中国看望家人。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柴岗终于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个回中国探亲的人。 探亲3个星期后，柴岗返回日本，5年后病逝。柴岗战后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但妻子柴岗芳子曾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受过核辐射，一直没有生育。如今仍然健在的芳子把徐建国视为自己的儿子，书信往来不断。 2002年，王徐英第一次跟随丈夫前往日本，在丈夫的继母柴岗芳子家中，芳子郑重地对王徐英说，你是柴岗家惟一的儿媳，你应该叫“柴岗英子”。 在日本，徐建国夫妇还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这些朋友都叫她柴岗英子。在书信往来中，日本朋友在信封上也大都写着：柴岗龙清、柴岗英子收。 改名之争 今年9月，已经70多岁的徐建国有了一个想法，去派出所在自己的户口本上添一个“曾用名”———柴岗龙清。因为日本来信的收信人名字与身份证、户口本名字都不符，徐建国与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大费周章。 王徐英说，9月8日，在上钢新村派出所里，接待徐建国的户籍警先是惊讶地打量徐建国，随后要求徐建国回家准备一份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 同行的王徐英被户籍警的话激怒了。她回到家中，在一天的思考之后，她告诉丈夫，曾用名就是要加，而且她自己还要改名，要叫柴岗英子。 徐建国说他当时吃了一惊。按照徐建国的本意，曾用名能加当然方便，不能加也就算了。徐建国试图教育妻子：我们都应尊重政府机关的决定。 王徐英一句话顶回了徐建国，“应该先尊重法律，法律赋予我姓名权！我们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王徐英还向本报记者解释，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太好听。在上海话中，“徐英”有“逐渐熄灭”的谐音意思，曾有多个同事和朋友拿这个开她玩笑。而上钢新村派出所的态度是促使她决定改名的“催化剂”。 王徐英说，我就是想赌口气，如果派出所同意我改名，我只要求把柴岗英子放在曾用名一栏里；如果派出所还是不同意，我就一定要求改名。至于选择的新名字，王徐英说，这些年别人称呼我不是王徐英就是柴岗英子，也没想到别的名字，“不管改成什么，就是个名字而已。我要维护我的姓名权。” 但派出所并不认同王徐英对于姓名权的看法，依据《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上钢新村派出所驳回了王徐英的申请。 在12月6日的庭审中，王徐英说，《民法通则》第99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 对于派出所依据的《暂行规定》，王徐英认为，《暂行规定》及其《实施意见》是上海市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的《民法通则》及《户口登记条例》在相关规定上冲突。《民法通则》并未明确限制公民更改姓名的条件；而《暂行规定》及《实施意见》却规定，只有符合“姓名登记时错误，同名过多，姓名谐音有损人格等特殊情况”时才予更改。在审理案件时，法庭应以国家法律为准，而不是仅仅以地方法规为依据。 6天后，浦东新区法院判决认为，派出所依法享有对其辖区内居民更改姓名作出决定的法定职权；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但姓名的更改必须符合本市的户籍政策和户口登记机关的相关规定。 判决指出，王徐英以“柴岗家惟一的儿媳”作为更名的依据，不符合上海市相关规定；且王徐英认为本名谐音有损人格，是封建迷信，更不符合规定。另外公民随意更改姓名，将对稳定的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驳回王徐英的诉讼请求。 王徐英当庭表示难以接受判决结果，拒签法律文书，并表示提起上诉。 但她的上诉也胜负难卜。有律师认为，姓名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私权，而公安机关对姓名更改的限制和管理，可归属公共行政权。当公权和私权冲突时，司法实践很难厘清。对于近来出现的多例因改名而起的官司，惟有专门立法才能彻底解决。 目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王徐英的上诉，并将在1个月后开庭审理。 想改日本名就是汉奸？ 自从跟派出所闹上法庭，王徐英就开始钻研起法律条文。年近60的王徐英，如今可以流利地背出一条条和姓名有关的条款。 但周围的人开始对王徐英有了看法。在小区居委会，很多人认为“她有些固执”，甚至有人说她是“神经病”。 上海有媒体刊登评论说，王徐英改名“不能不说是缺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网上也出现了针对她的连篇累牍的谩骂帖子。 “我是个认真的人，我教30年书就是教学生认真，自己当然身先士卒。”王徐英说。她指着法院的判决书说，“我是30年的老党员、无神论者，他们凭什么说我封建迷信？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说到这儿，王徐英忍不住掉了泪。 “我知道改个日本名字会有额外的麻烦。”王徐英强调说，“我很爱国，没其他意思。” 其实，因为日本亲戚，王徐英和徐建国都已经吃过苦头。因为姑妈在日本，“文革”期间，王徐英的姐姐大学毕业后没能进想进的科研单位；王徐英的弟弟以川沙县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却没能读成初中。 而徐建国的同母异父弟弟——柴岗龙男，中文名徐建民，由于日本血统从小受人歧视，性格忧郁内向。柴岗文雄回中国探亲后，徐建民想尽办法要去日本却不能如愿，又在旁人“汉奸”一类的指责声中，于1976年精神分裂。 1998年，徐建民终获移居日本并入日本籍。日本政府以“中国残留邦人”标准对待徐建民，拨给房屋居住，每月发放10万日元生活费，并派专人护理其生活。4年后，长期精神分裂的徐建民病逝于日本横滨。 徐建民病逝后，徐建国与王徐英前往日本料理后事。这是王徐英第一次去日本。王徐英说，去之前，她打心眼里排斥日本人，觉得日本人没一个好的；临行前她的老母亲甚至警告她，别去日本，小鬼子太坏！ 但与徐建国的日本亲人和朋友的交往改变了她的看法。日本方面很重视“中国残留邦人”抵日，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他们偶然结识的日本朋友岩崎还在《神奈川新闻》上发表文章，纪念两人的日本之行，并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反省。 岩崎写到，“明治维新后，我们的祖国日本，给周边的中国和朝鲜(专题，图库)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了最最残忍并且非人道的主权践踏”，“日本人应牢记在心，使日本成为一个不让朋友羞耻的祖国”。 旅日期间，日本方面认为徐建国也是“残留邦人”，再次希望徐建国考虑入日本籍。徐建国婉拒了，“我还是做中国人好。” 徐建国对本报记者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公安机关不同意改名就算了；但如果能改，可能会对中日民间友好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他特意拿出了柴岗文雄的回忆文字，上面写着，“这真是奇妙的姻缘，两个男女因日中关系而得以维系，两个孩子又代替两个老人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我为之感到高兴……” 王徐英也从没想过成为日本人。但她改名的决心日益坚定，“上诉再被驳回，我还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坐在高高一摞法律书籍前，王徐英，或未来的“柴岗英子”有些困惑，“难道以上海之大，就容不下我一个日本名字？” (本报驻沪记者 曹筠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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