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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是一个还不满30岁的柳州青年，曾经的健壮与豪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 突如其来的打击与接连不断的高烧，让他从未有过地、细致地回想着那流逝的岁月，品味着现实的痛苦和梦想新的生机出现。虽然他的爱人每日陪伴，懂事的儿子给他心灵慰籍，但他仍然难以抵挡艾滋病毒的吞噬，也无法让自己从恐惧的枷锁中解脱。 李清盼望重生，可死神却一步步向他逼近。 病 人 “罗姐，这种病还会有救吗？”这是两个月前，李清问记者的问题。 “罗姐，我(的生命)是不是到了尾声？”这是半个月前，李清问的问题。 “罗姐……我的烧……怎么退不了了……”这是5月13日，李清从昏迷中醒来，他努力控制着全身的颤抖，分两三次才说完的话。 李清的妻子卫红有意将脸部的口罩往上拉，极力想遮住充满泪水的双眼。她用一条白色的毛巾不停地擦着李清额上的汗珠，一遍又一遍。毛巾已经被汗水浸湿，病房的阳台上还挂着六七件李清换下的衣服，可他的体温仍在40℃徘徊。 “10多天了，还是不退烧。”卫红焦急地说着。可李清的主管医师告诉她：已经换上了最好的抗生素，如果再控制不住，他也没有办法了。 上午11时40分，手机响了。李清扬了扬没有扎针的右手，他想去接电话，可是，他没有力气。卫红拿起手机，一看是李清的一位好友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接？李清眨了一眼，表示答应。 “阿清在住院。他得的是肺结核，医师说最好别来看，会传染的。”卫红耐心地解释着。李清忍了一会，一颗泪珠滚落下来。 “想他们了？”卫红放下电话，温和地问李清。 李清又眨了一下眼睛，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嗽持续了一分钟左右，李清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得灰暗，最后在不断变弱的呻吟中慢慢缓和下来。 堕 落 10多年前，李清也有过这种闭目享受的时光，但那时没有咳嗽，更没有肺部的炎症和艾滋病毒。他只是一个喜欢游玩、喜欢尝试各种快乐的少年。 他喜欢打架，也喜欢抽烟。因为他那时有很多的钱，也有很宽松的环境，可以任由他挥洒。 1992年秋季，应该上初中三年级的李清，认为读书受的管束太多，不再去上学。他的母亲对他无计可施之后，让他管理家里开设的一个店铺，每月给他300元左右的工资。 李清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父母都在上班，店里除了一个小工之外，他是“执行老板”。从一个向妈妈讨要零花钱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可以自己做主出售商品的“老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每月在获得母亲发给的工资之外，他还可以提高价格出售店里的商品，获得一笔差价。 有了钱的李清，并不知道如何花掉这些钱。像许多小男孩一样，他想抽烟、想尝试高档香烟的味道，也想以此来提高自己在朋友面前的身价。他经常拿着百元大钞，去附近的烟摊买烟：“我要最贵的。”可找遍了，也就是红塔山——12元一包。他觉得有些失望。 1993年夏的一天傍晚，他又去买烟，碰上了一位曾经在一起玩的朋友。 “我带你去买最好的烟，抽了它，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可能？别骗我！”李清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那个男孩。那时电视里还没有宣传毒品危害的节目，李清还没有拒绝毒品的意识。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好的“烟”。 那男孩看出了他的心思：“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李清真的跟着那男孩去了，花了50元钱，买了一小包白色粉末状的“烟”，在那男孩的指导下，笨拙地放在一张锡纸上，点燃，吸了起来。在吸之前，他做了准备：想有更多的钱，大把大把的。可青烟一过，李清不是“想什么有什么”，而是止也止不住地流口水、恶心、呕吐、发烧，他手足无措而思维混乱，站也站不起来了。 “就像现在一样，难受得不知怎么形容。”李清说，他叫朋友送他去医院打针。医师问他怎么发烧的？他说：“我抽了一种烟粉。”医师并没有追问那种“烟粉”是什么，而是说：“可能感冒了。”就给他开了一些打针的药，叫他去打针。 接连两周，李清不敢再去买那种“烟粉”，他更不知道那“烟粉”就是导致他如今染上艾滋病的海洛因。但两周之后，又见了那位朋友，他就跟着去了。那个男孩对他说：“第一次总是不舒服的，以后就好了。”这一次真的没那么难受，只是有些轻微的恶心和发烧，没有打针，也挺了过去。更重要的是李清真的感受到了“想要什么就有了什么”——他幻想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钱，真的在梦幻之中从天空中飘来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密码箱，他打开箱盖，一摞一摞地数着钞票……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问那男孩：“我的密码箱呢？” 从此，李清总想追逐那只飘逝的密码箱，而且越追越远、越追越上瘾。 深 陷 “那时的白粉很好找。我是‘大户’，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上门了。”体温稍稍降低一些，李清就会回忆起10年前那些事。他笑自己当年太幼稚，可当年的他却很“得意”。 李清的“大户”只做了两年，就因吸食量增大而出现经济问题。为了不让父母知道，他将自己深深地隐藏着———每天深夜回家，清晨又去了店里，没有谁怀疑他的工作不努力。父母想见他一面都困难。 他仍然没有意识到吸毒是有害的。他最要好的朋友阿萌也曾告诫过他，叫他“不要玩那种东西。”可阿萌自己也是吸毒的，后来，干脆两人一起吸。再后来，他发现他们那个吸毒的圈子里，都是有钱的人，还有个别是政府官员的儿女，他也就放心了。 1995年秋季，李清感觉到自己的毒品用量越来越大，如果吸食，已难以坚持。他开始学着注射，这样用量会少些，感觉也会来得更快。 “开始有些害怕，一个月之后就自己扎了。”李清说，刚开始时他一次买回一抽屉的一次性注射器，想用就拿。可后来钱紧张了，偶尔也与他人合用注射器。特别是看着别人扎针，自己又没有时，瘾就特重。刚从别人的血管里抽出的注射器，不做任何清理，就会直接扎进了自己的体内。 “那时根本不知道害怕。”虚弱而满面汗珠的李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毒友在搜尽身上的零钱，终于分得一丁点白粉时，脚也挪不动了，跪在一条阴沟边，用颤抖的手将白粉倒进注射器里，吸上一管阴沟里的污水，就扎进了体内…… 1996年，李清的毒友中有人死去，或是因为吸毒过量，或是由于不明病因。他也因无法控制地将带血的注射器放在卧室、床上，甚至商店里的柜台下，终于被他的母亲发现了。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卫红，也在未来婆母的痛哭中获悉了真相。 清 醒 “戒毒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我戒得很彻底。”面对所有怀疑的眼光，李清说起戒毒，都会流露出自豪的神色。 刚开始戒毒时，也是父母强迫进行的。李清的堂兄———一个大他20多岁、学过武功的中年男子，被父母接来监视他进行。可堂兄的脑子远远落后于他的思维，只想着不让李清逃出家门买毒品，把守着下楼的房门，却忽略了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窗户。他从窗户垂下一根细绳，每天贩毒人员就通过这根绳子交易。 这样反反复复戒了一年左右，突然一场醉酒，让他彻底戒断了毒品。此时正好有一份工作向他招手，便很快帮助他从地狱回到了人间。这份工作非常辛苦，李清每天都累得全身骨头散架一样。但其他那些从农村来的工人纯朴、善良，而又乐于助人的精神，让他获得了尊严，也坚定了戒毒的信念。 1997年秋天以后，他没再吸过一口毒品。身体也一天天强壮起来。2000年，李清与卫红这对从初中就开始恋爱的青年，终于结婚了。 但是，戒断毒瘾之后的李清，才开始陆续听到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两年前，他的一位毒友被证实死于艾滋病。每次与妻子谈起这些，李清都庆幸自己早已戒断了毒品，庆幸自己65公斤体重的身体很棒。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与艾滋病有关。 厄 运 今年3月的第一天，李清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咳嗽不停，低烧不断。看过中医、吃过西药、打过吊针，但好不了几天，咳嗽、发烧、乏力等症状又重新开始，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平时很少生病的李清也有些烦了，他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倒霉：一年前因为单位的效益不好，他被裁了出来，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失业之后，儿子正好出生。突来的生活压力让他再次出现迷茫，慢慢地，他开始对酒精有了兴趣。有时接到朋友邀请，十几公里也要赶去喝酒，彻夜不归。从未与他红过脸的妻子也开始埋怨他。酒精发作时，李清控制不住自己，从摩托车上摔下来过，摔得浑身是血。但他全然不知，回到家里有时还会给妻子几巴掌。待到清醒之后，李清又会后悔，可隔不了几天又会重犯。 在这种不断反复的日子里，两口子积攒的钱也在流失……“多挣点钱！”李清不喝酒时就这样提醒自己，但没有工作挣钱相当困难。好在有父母的补贴，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还能维持。加上儿子渐渐长大，给他带来一些欢乐，李清又慢慢振作起来。 然而，接连两个月断断续续的发烧，检查了几次，都查不清病因，积攒的钱也花光了。更糟糕的是，他的体重直线下降，从65公斤掉到了56公斤。 李清有些紧张了，他请医师仔细为自己检查一下。 “查一下HIV吧！”医师说。 “HIV是什么？”李清第一次听到这个代号，非常别扭。 “艾滋病毒抗体。看看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 “不可能的。”李清觉得好笑：医师怎么乱猜疑？但他听说初筛的检验费只有30多元钱，还是接受了。心想：查了没有，也好放心。 然而，3月1日下午他去问结果时，却是阳性。 “我万念俱焚。”李清说他知道艾滋病就等于死，这个概念瞬间占满了他的整个大脑，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HIV 3月1日，李清查出HIV阳性的时候，妻子卫红不在身边———她的一个朋友病了，在广州住院，她去广州护理她。 李清将自己关在屋里被痛苦折磨了一个下午，并且上网查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仍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晚上11时，他还是拨通了妻子的手机： “你回来吧，我病了。 ”“严重吗？”卫红听出了李清极力压抑的口气，但他的病在她去广州之前已被医师诊断为肺炎，她想问题不会太大：“没关系的，打几天针就好了。过两天我就回来。” “马上就回来……”李清开始抽泣。 “还有别的病吗？告诉我。”卫红一听有些急了。 “我得了肝炎。很重。你快回来。”李清抽泣的得更加厉害。 3月2日上午，卫红回到家里，发现李清眼窝深陷，眼睛里布满血丝，脸颊更加消瘦。她放下行李就去握李清的手，李清却躲开了。平时两口子吵架、打架从来都不服软的李清，泪水扑簌落下：“我完了……我的病治不好的……”他悲凄地重复着，眼神里没有一点生机。 卫红后来告诉记者：“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李清这样无助。”她非常难过地劝他说：“肝炎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就去广州，肯定会治好的。” 李清不肯去广州。他不想让卫红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病，说出去，别人会歧视他、歧视他们的家庭。自己可能会死去，但父母、妻儿呢？他坚持不说。 他们的争吵声惊动了他的母亲，母亲也坚持要他去广州全面检查，并且动手为他收拾行李来。 “我得的是艾滋病，治不好了……”最后，李清当着母亲和妻子，如洪水决堤般说了出来。 妻 子 3月2日，卫红陪着李清又去到柳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咨询室，夫妻俩一同做检查。李清非常紧张，他害怕进一步被证实。 卫红更加紧张，她不仅担心李清携带的病毒再一次被证实，更担心自己也被传染了———因为，她已经知道艾滋病毒是通过血液和性传播的，他们在一起生活多年，逃得掉吗？如果这样，儿子会不会也有？ 抽完血之后，医师请他们次日取结果。 这一夜，他们感觉到比任何时间都长。 李清这一夜都在上网，希望找出一个能够让他信服的理由。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憔悴而虚弱的他，在电脑显示屏那昏暗的灯光下，更像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卫红和儿子被李清劝到楼下去住，“别跟我睡在一起，会传染的。”这样的分开虽然会让病中的李清很不习惯，可他仍然坚持分床而睡。 卫红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她在心里数百遍地求上帝保佑，希望是医师搞错了。眼前也不断浮现出她与李清在一起的时光。他们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了，虽然起初谁也没有挑明，但在李清的心中，卫红就是他的老婆。卫红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他的人。 当知道他在吸毒时，她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李清的妈妈搬进李家住，陪着李清戒毒。她的父亲得知她要嫁给一个吸过毒的男人时，嚷嚷非要打死他们两个不可，她仍然毫不动摇。 李清的脾气并不很好，吸毒、戒毒、酒醉的时候，他都对卫红动过粗，但事过之后，两人又和好如初。即使在卫红生孩子的那段时间里，李清因找工作无着，心生苦闷，夜夜醉酒，甚至几天不归家，卫红也从来没有提过“离婚”二字。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不会的，阿清。我不会离开你。”从李清说出HIV阳性的结果，卫红就这样告诉他，她绝不会因他有病而离开他、离开这个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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