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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他们的钱就好像我要离开他们似的。”上班两年多了，周晴的工资也涨到了月薪6000元，可是父母却依然每月往她的卡里打上至少5000元让她零用，这样的“宠爱”让周晴越来越有惰性，消费指数也越来越高，并开始习惯于这种生活。 本报记者 汤琦琳 24岁的周晴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她在某外资贸易公司作销售助理。 “从小我的零用钱就比同班同学多，妈妈说，爸爸觉得小时候没让我过好日子亏欠我的。”周晴告诉记者，她的家庭条件一直都很优越，她提任何物质上的要求，父母总会满足她。大学里，她每月的生活费有数千元。用父母的话说就是“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弥补。” 上班第一年，周晴的工资每月3000多元，父亲却认为她上班苦，建议她待业在家专心读英文，他每个月贴工资。 周晴一直坚持着，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尽管如此，周晴的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仍然非常特殊：司机专车接送。 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周晴就关照父母不要给她钱花了，可父亲每月仍然往她的银行卡里打钱，有时候数额甚至过万。虽然她月薪已涨到6000元，但父亲的这个“习惯”却没有改变。 “我完全有能力为父母做事，而不是‘啃老’。”周晴说自己并没有这么娇气，但对于父亲的宠爱，她也只能“照单全收”。 “难道爸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给钱？”对这个问题，周晴一直很疑惑。她告诉记者，父亲工作很忙，平时和她交流的机会不多，也不怎么管她。 可是长此以往，她的惰性也随之产生，消费指数居高不下，每月花费要达到上万元。花6500元买个LV的公文包、800元买个CK的笔袋，对她而言，这样的购物一点也不心跳。现在的她唯一的爱好就是逛街，每次逛30分钟，买数千元的衣物，她为自己的这种行为美其名曰：“缓解”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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