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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 蒋本良 我曾在外交部长期主管苏联东欧地区形势调研和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翻译。这期间，深感邓小平机动灵活、精彩纷呈的高超外交战略艺术，是我们汲取营养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葬礼外交”结束“只对抗，不对话” 巧妙地抓住最有利的时机，纵横捭阖于中、苏、美之间，不断创造有利于我的“大三角”新格局，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调整同最大邻国苏联的僵持关系，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上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从苏美争夺的需要出发，公开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1982年8月，中国对美售台武器经过激烈斗争，达成“八·一七”公报。邓小平抓住公报即将发表的敏感时机，决定对苏采取一个“大行动”，派一个身份“不太高、不太低”的人，以“视察使馆工作”为名，去苏联传达改善关系、消除“三大障碍”的新信息。苏欧司司长于洪亮承担了这个角色。为了做得更巧妙，邓小平亲自在外交部请示报告上批注：“为了不致过于突出，同时去波兰二三天”；名义是“例行巡视我国使馆工作”；“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步妙棋，取得了极佳的回应。就在中美“八·一七”公报签字后第三天，苏方急不可待地答复中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就改善中苏关系进行会谈。 改善中苏关系起步后，邓小平又不断变换创新形式，步步推进深化对苏关系的调整。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为了抓住对苏做工作的这个绝好时机，在外交部提出派副外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指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在改善中苏实质关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创了“葬礼外交”的新形式。这以后，经过两国第一轮副外长级国家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两国改变了“只对抗、不对话”的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中、苏、美“大三角”中的地位。 一句口信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 精通桥牌技艺的邓小平，也善于把桥牌的生动浅显术语运用于外交斗争的战略战术上。他经常批判当时美国、苏联在“大三角”战略游戏中打“中国牌”，利用中国这张牌去压对方。他也经常用打牌术语来形象地描述我们自己的战略战术。1985年，邓小平利用戈尔巴乔夫刚出任苏联领导人、着手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的时机，打出了一张战略“大牌”，推动了整个中苏关系和对外战略格局的调整。 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苏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邓小平当即指出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并强调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风趣地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说：“我也这么做。”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邓小平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一石激起千层浪。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大使李则望确认收到邓小平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响应邓小平的倡议：“苏联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让我们行动吧！”11月23日，他又特意会见路过苏联的李鹏，答复邓小平的传话，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第二年，他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做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在两国外长联大会晤中，双方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邓小平的一句口信，对中苏关系正常化起了转折作用。 把握分寸 不轻易出大牌 在20世纪80年代复杂多变的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中，邓小平总能把稳船舵，机动灵活，把中国这个最弱的一角，变成最具活力、最有利的一角。他利用苏、美竞相同中国拉关系，以增强自身筹码的心态，为我所用，变被动为主动，发展自己。 苏联利用邓小平口信，急不可待地想同中国实现高级会晤。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予以警惕。他在一项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利用中苏关系每一改善，打中国牌，从中国得到好处，此点必须时时警惕！” 为了压苏做出实际让步，他又指出，口信中的高级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消除“三大障碍”。这就迫使苏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前进，否则它渴望的高级会晤就可望不可及。他指出：“三角关系很复杂，我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一切要从保持和利用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出发。 在最高级会晤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苏又转而力图促成两国外长互访。针对苏打出的这张牌，邓小平对吴学谦外长指出：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邓小平在吴学谦赴联大会晤苏外长前，又交代说：“要把分寸掌握好，不要轻易把牌都打出去。”他指出几种微妙的差别说，外长在联合国见面，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谈。但是，互访性质不同；外长互访又同副总理互访不同，外长代表国家。 他强调其中的奥妙说：“外长互访就意味着关系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他最后警示道：“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他本人首先在掌握分寸上作出了范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评价说：“只说有新东西。这已经松了一步了，表示谨慎的欢迎。” 一向注重实效的邓小平，面对苏联当时泛谈改善关系、交往中“虚多实少”的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实多虚少”的方针，先从同中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贸、边界问题入手。他指出：“世界都在看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和人员交往发展下去，不会丢掉东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在经贸、边界问题上，在互利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加强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大三角”战略思想的光辉运用，使中国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国际地位。深谙中国问题的苏联副外长贾丕才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说：中国的出发点是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中国人从中选择了一个最有利的位置。 资料： 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年度第一期的封面上。《时代》周刊将这位中国领导人评选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 《时代》周刊每年年终都会选出一位本年度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在次年的第一期对其进行深入报道。在邓小平之前获得1985年“年度人物”提名的重量级人物还包括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他们都没有像邓小平那样得到了《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们的普遍支持。 按《时代》周刊的解释，邓小平当选“年度人物”是基于如下原因：他在中国推行新的经济政策，使世界1/4人口的生活得以改善；世界局势将因此而更加稳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改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另一个选择；这个改变将会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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