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抄本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班里流传一种名叫《少女之心》的手抄本，不太准确地说，是在男生中间流传，女生有没有看我不知道。那一阵子，不少同学都在早自习课上埋头苦读，有的埋头苦抄，学生们的专注精神让老师大为惊讶，终于，有个姓马的哥们老师逮住了。老师没有声张，只是抓过手抄本撕得粉碎，然后把那位姓马的男生扭到教室外面狂扇耳光，把小马的脸扇得像猴屁股一样红，吓得我也没胆量去借《少女之心》看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想看，而且想看得要命，尽管当时才十岁，这不仅仅是好奇的问题，那位撕掉《少女之心》的老师被我们骂了好几年。
中学时我看到一本书，里面有篇东西名叫《远征瑞典》，作者署名为“司马淫”，说的是一个香港青年到瑞典去做爱的故事，为什么去瑞典呢？因为那里的人从小就进行“性教育”，风气相当开放，做那种事和吃饭没什么两样。文中的香港青年在瑞典大开洋荤，我们在宿舍里读得热血沸腾，读完之后急得活蹦乱跳，我恨不得长身翅膀，飞到遥远的瑞典，真后悔当年没去北欧投胎。
我们在校园里所受的教育里很“纯洁”的，“纯洁”得几乎就是为了考试。初中时我们开了生理卫生课，尽管老师有意跳过某一章，并声明那一章在考试中并不占多少成分，但我还是把那一章看得滚瓜烂熟──考上大学后，全国各地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彼此一交流，噢，原来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我考高中时分数正好上线，生理卫生课得了满分，功不可没，我得感谢某一章节，完全是因为它我才对《生理卫生》兴致盎然。
应试教育体制中“性教育”的缺失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好处，他们主要是卖盗版书和盗版光盘的，还有开录像厅放黄色录像的。目前青少年的“性教育”大多是“自学成才”，有人不惜节衣缩食去地摊上买本《新婚必读》，金西博士和海特博士的性学报告比砖头还厚，价格却相当便宜，这全是拜盗版书商所赐，他们无意间扮演着对青少年进行性启蒙的角色。这些博士们的作品大多是学术著作，文笔虽然流畅，但不能给人以文学上的享受，它们的作用就像馒头一样只能充饥，味道则差了点。(张竞生博士和李银河博士的性学作品则与众不同，文笔优美，读起来很不错的。)
古人曾说“雪夜围炉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在清朝，《金瓶梅》是禁书，可是文人兼政府官员纪晓岚先生就敢读，还当着众大臣的面以“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为下联对句；《红楼梦》也曾是禁书，被政府和某些道德君子称为“诲淫”之书，“文革大革命”时它又受过此等礼遇，道德卫士们文网之密，古今无不同。
如今人们把那些性描写占一定比例的书称作“黄书”，打入毁禁之列。我们上中学时就读了不少“黄书”。现在想想，那些黄书写的其实是很拙劣的，情节简单，文笔平淡，有时候光描写呻吟浪叫就用了一页甚至好几页，一个“啊”字后面会整行整行地用省略号，这说明作者文学修养的低下。相比之下，作家们写的“黄书”就出彩多了，他们至少会用比喻，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上中学时还读过田雁宁等人的爱情小说，他们写性就比棉棉卫慧要有文采。
中国常常流行这样一句话：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不能说。这句话没有被收录到《增广贤文》里真是有点遗憾。“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比如性，中华民族是讳忌谈性的，尽管从人口数量可以推断这个民族性交的频繁，如果有人在公开场合谈性，他就有被称作“色狼”或者“流氓”的可能；一个作家如果大胆写了性，他的道德品质就会受到“正人君子”们的指责，贾平凹的遭遇就颇能说明这一点吧。
英国有位文豪名唤劳伦斯，这位爷们就喜欢讴歌性，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散文集《性与美》，他说你如果仇视性，你就是仇视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你就得崇敬性。英国人有时候也挺古板的，劳伦斯他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出，英伦三岛震惊，海关扣留此书，报界批评曰：“著名的作家可耻的小说邪恶的标志”，他的崇拜者四处探听消息，要弄清楚这本“黄色小说”是不是别人冒名所写。人们对“黄色小说”的态度，古今中外无不同。
不看“黄书”我们看什么呢？圣贤书写得那么深奥，教材书写得那么枯燥，而我们的性启蒙又是如此重要和如此之少！”
----摘自著名网文《黄书、毛片与性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