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政府完全主导的体制是不现实的”——专访WHO驻华代表贝汉卫
中国把卫生当作一个市场商品对待，然而卫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这也正是为什么政府需要发言
★ 本刊记者/冯亦斐 杨中旭
8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贝汉卫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此前，他曾于6月给中国的 卫生部门相关人员做过一次题为“挑战在前——中国卫生状况评估”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WHO的这次评估旨在指出推进卫生改革和技术层面的合作的首要任务，并希望能对正在中国进行的医疗卫生改革大辩论有所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存在哪些类型？中国属于哪种？
贝汉卫：我认为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类，但基本上这些体系总是由四个方面起作用：政府、 保险、个人以及私有机构。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非常低。在欧洲国家如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美国是一个政府发挥的作用比较小的例子，对个人和保险的贡献依赖很大。但美国政府的整体贡献也要比中国高将近3倍。
中国新闻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这种类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它的利弊是什么？
贝汉卫：从中国的卫生筹资情况来看，1980年，个人对卫生支出的贡献占20%，政府占40%，而保险占40%，当时的保险主要来自农村(即农村合作医疗，编者注)。个人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政府的贡献虽然相对较小，但是比较有效。到2002年，情况变化很大，从个人口袋里掏出的钱增加到58%，政府下降到16%，保险主要在城市地区，占26%。
这些带来的后果是个人成为主要筹资者，而政府很显然逐渐从卫生服务的前台抽身后退，这意味着现在享有卫生服务的人群的减少：只有那些能付得起医疗费用的人才能看病。如果你没有钱，你就得不到医疗卫生服务。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好，但把卫生当作一个市场商品对待，然而卫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它有一些部分可以由市场来处理。但是公共卫生如推进健康，对付流行病等，市场不能合适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府需要发言。另外，政府需要发言的地方是卫生安全、监管和公平问题。市场在这些方面是无法起作用的。
中国比起其他国家来，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中国有太多的参与者。一般国家只有3到4个政府机构对医疗卫生事务负责，但是在中国几乎有十个左右的权威机构为此负责，如果没有一个全局总领的方向的话，这会产生分力。而协调与合作又是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医疗体系曾为国际所称道。但随着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进行，现在人们开始指责改革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使得中国原有能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公共卫生体系被摧毁。您如何评价中国此前所进行的改革？
贝汉卫：1980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只是在非常基础的水平，很显然当时的服务质量需要被改善。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在过去的20多年里的确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但问题是市场化后医院赚钱的动力非常大，而这会带来的一个危险是，也许医院提供的太多了。是服务增多后却面临着人群享有卫生服务的能力低的问题：只有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才能看得起病。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成本在增加：中国2002年的医疗卫生成本占GDP的5.4%,这在发展中国家并不低。
通常控制筹资的方式是，如果这些钱是从政府和保险方面来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控制成本。因为政府可以进行预算，而保险可以调整医疗费用的高低。但在中国，更多的支出来自个人，而缺乏相关制约机制。
此外，还有不平等也在增加。如果你到上海，卫生医疗状况可能像欧洲一样，但是到西部就不一样了。即使在城市里，也有不平等。城市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状况甚至比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糟糕。
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是改革不那么成功的一部分，因为它使政府的作用开始消退。政府不需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在一些领域里，很显然政府抽身太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的政府、专家和公众正广泛讨论医疗卫生体系应该走向市场，还是由政府主导的问题。参照各国的经验，您对此有何看法或建议？
贝汉卫：中国可以从别的国家那里吸取一些教训，但对于卫生问题并没有一个真正、惟一的蓝图，也没有特别的范例可循。
事情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开始从分析我们在10年或15年之后想到达哪一步来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需要有一个对政府在卫生体系内发挥的作用的定义，来解决最紧迫的公平、安全和成本的问题。这将给卫生改革提供一个方向，并指导其他的参与方的行为。
我不建议政府完全回到从前由政府完全主导的体制中去，那是不现实的。
我感觉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即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但首先要认清前进的方向。★
| 
| 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