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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忆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会上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会上形成一边倒的气氛。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本来我也是拥护办食堂的，因为我觉得妇女整天围着锅台转，农村妇女要磨面、做饭、煮猪食，负担太重了。后来看到食堂有点像过去的“吃大户”，我又动摇了。
庐山上关于食堂等问题的争论火药味这么浓，使我忽然想起在北京的蔡畅大姐。因为我知道全国妇联正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她们不知道会上的情况，还以为继续反“左”呢！我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忙给蔡畅大姐打电话通消息:“不要讨论了。”后来知道，妇联的曹冠群同志在我打电话之前，已经在会上发了言，主张解散食堂，结果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8月21日，我们回到北京。
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上我们家来过。当时我们感觉，他对少奇同志特别谦虚，毕恭毕敬。每次林彪那里送来报告，都像老式呈文，毛笔字写得很大，完全是国防部长向国家主席呈报的那种样子，我们都不习惯。
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
1960年，少奇同志有一个谈话，谈了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这个谈话中用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比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歪曲攻击，流传比较广。
那次谈话是在1960年的春节。在这之前的1958年，我把我母亲接到家里来，帮助我们管理教育孩子。那时平平、源源、亭亭都还小，少奇和我工作都很忙，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们身上。我母亲教育孩子特别有经验。我征得少奇同意，把我母亲接到了家里。我母亲来了以后，为我和少奇分担了教育孩子方面的大量事情，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少奇对我母亲很尊重，一再称赞她教育小孩子有办法，要孩子们尊敬外婆，听外婆的话。他对其他亲戚解释说:外婆是我们请来的，不是人家要来的，她有10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到哪里都可以吃饭，是我们请她来帮助管教小孩子的。
本来，每当逢年过节，我的哥哥妹妹们总要到我母亲那里聚会。我母亲是我们兄妹凝聚的中心。自从我母亲被我接到家里来之后，因为中南海警卫森严，我的哥哥妹妹们进来很麻烦，大家失去了随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向我抱怨，说见不到妈妈了。光英那时在天津担任市工商联主任，1960年春节前，他正好来北京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会议。兄妹中间有人就提议，春节期间找个机会到母亲那里聚一聚，并且把这个想法通知了我。我当然欢迎，就开始作些准备。
那些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外面人可能想象不到，其实我们家里生活也很紧张。我的几个孩子住在学校里，也是吃不饱，星期天一回家吃饭就狼吞虎咽。一些老大姐和学校老师要我们把孩子接回家，少奇不同意，说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一听哥哥妹妹们还有他们的孩子要来我们家，我有些发愁，因为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他们。我让我们家的炊事员郝苗同志到供应处看看。正好那里刚从内蒙古进了一批黄羊肉，郝苗在征求我的意见后买了一只。
1960年1月31日那天下午，我的几个哥哥妹妹和他们的一些孩子来到我家。总共来了20余人，大部分是孩子，比大人还多。那天来的，有在国家外贸部工作的二哥光琦夫妇，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三哥光超夫妇，还有六哥光英夫妇和洁如托儿所所长、二妹光中。
现在招待亲戚朋友，一般都是做好多菜，要么就是下馆子。那时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条件。那天吃饭，放在桌子上的就是一锅黄羊肉烩青菜粉条，一锅用大米、小米掺在一起做的“二米饭”。好在都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气，边吃边聊，倒也挺热闹。小孩子们更是自己动手，挑肉吃。我女儿平平那年11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平时在学校里常吃不饱，显得消瘦，营养不良，那天也是直抢羊肉吃。她平时吃不到这样的肉和菜啊！好多年以后，光英说起那天平平抢羊肉吃的情景，还是感慨万千。他说，想不到作为一个国家主席的孩子，生活竟是这样的普通和艰苦！
那时我们家还在西楼。饭后，少奇和大家一起到楼下的客厅里坐下说话。这么多亲戚在家里聚会，是第一次。大家很快安静下来，望着少奇，想听他讲点什么。少奇点燃一支“前门”香烟，笑着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想听点什么？这时我的一个侄女提了个问题:现在党号召改造世界观，我们改造世界观从哪里入手呢？
于是，少奇开始从这个问题谈起。那天在场的我的侄子侄女们，都是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少奇首先对他们说:你们正在学习时期，学习时期即是准备时期，要准备好。你们中间有三个念大学的，还有念中专的，有个又红又专的问题，红就是世界观改造问题。如果世界观不对头，就会感到很难受，世界观问题搞通了，对头了，干劲就来了。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有矛盾时，就要服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个人、集体，部分、整体，暂时、长远，是能统一起来的。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
这时，少奇讲到了“吃亏、占便宜”的关系。他说: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了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心一意工作，可能人家一时不了解，但10年20年后会看清楚。相反，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
关于“吃亏、占便宜”的关系问题，少奇这不是第一次讲，也不是最后一次讲。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这个问题。早在1957年3月，他就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说:“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3页)同年5月，少奇在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学生谈话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1962年1月，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党风方面存在的不良风气，再一次讲了“吃亏、占便宜”的问题。一开始是针对那些爱占小便宜、怕吃亏的思想讲的，劝告有这种思想的人不要因小失大，占小便宜吃大亏。
[责编：马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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