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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19岁的南方某省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淫赚钱养家。此后的4年时间里，她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2月23日《南方周末》）
这是一起让人黯然神伤的悲剧，但与其说是一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说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关键词，比如教育、看病、乡村教师等等。这些词语，哪一个我们不是耳熟能详？我们对某些词语甚至有切肤之痛。徐萍的大弟弟读大学，二弟和三弟读高中，三个人的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学费重负使得徐家旧债未还新债又来。学费偏高，人人皆知，2月23日《工人日报》报道，海口市一些幼儿园收费竟然比大学还高。这就逼迫我们追问，这起悲剧的生成，节节攀升的高昂学费难道不是幕后的黑手吗？
徐萍之父徐恩怀积劳成疾，1997年被切除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欠下上万元医药费。“一个学生让你家徒四壁，一个病人让你四壁漏风。”显然，居高不下的医药费直接导致了徐家雪上加霜的境况，因病致贫的悲剧再次在现实中上演。而且，我们从中也可窥到医保在农村的缺席。
徐萍在2004年5月转为公办教师后，拿的仍是每月300元的工资，工资被拖欠更是家常便饭。乡村教师的困境让人揪心。《南方周末》曾报道，陕西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这是一个群体的隐痛，徐萍的遭遇显然是乡村教师集体困窘和不幸的缩影。
面对徐萍的悲剧，我们不妨作一良好的推测，如果学费不畸高，如果药价不虚高，如果医疗有保障，如果乡村教师的待遇没有如此寒碜，如果农民致富有多种途径，徐萍一定不会选择卖身这条屈辱而辛酸的道路，也一定不会有灵与肉的挣扎和煎熬。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假设之上。可以说，如果日后的医改、教改等改革不以民众最大的福祉为出发点，类似的悲剧就不会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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