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开始不愿住垃圾场，觉得自己是博士，不过，之后会觉得这是对的。” 王维平说。
王维平认为，废旧轮胎问题关系着国家的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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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博士生毕不了业，为什么？论文没东西。整天坐在屋子里能写出有内容的论文来吗？”昨天，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王维平感叹。
“我的博士生一定得去住垃圾场。”他表示，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而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我的这种要求”。
王维平是国内著名的垃圾对策专家，他曾经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并最终因此项调研报告而一鸣惊人。
最近，王维平调研了废旧轮胎的回收再利用问题，并促使这一行业受到国家的重视，将其列入国家重点发展行业。
王维平做调研从来不申请课题，也不要经费。而且，要求凡是他的博士生，都要去住垃圾场。
“我这样做，意在教育我们的学生，要有深入社会实践的勇气。如果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要这博士有什么用呢？”王维平这样解释。
“一开始学生们不接受”
如今已经毕业在中日友好环境中心工作的李华友博士，还清楚地记得在王维平的要求下住垃圾场的日子。与记者的预期不同，在谈到那段生活时，李华友丝毫没有不愉快。
“那些日子虽然辛苦，但有滋有味。”他说，“那是秦皇岛的一个垃圾场，我住在垃圾场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因为周边都是农村，没有旅馆，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点也得走二三十分钟。”
三年级的李文东是王维平现在带的两位博士生之一。他已经写完了论文，快答辩了。
“原来只是坐在图书馆里查资料，老是找不到论文的思路，出去调研了之后找到了。”李文东研究的是农村废物的回收利用问题。他到农村去，先后跑了四趟。在河南看到造纸厂的下脚料变成肥料、在湖南看到牛粪被加工成颗粒重回土地，他知道了自己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在读博士生李文东说，他当时迈出实地调研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挺难的。“虽然是因为王老师深入垃圾场搞调研而敬佩他，但是当我自己要这样做的时候，还是感觉不体面。“
“他们一开始不接受，觉得自己是博士，是阳春白雪。去垃圾场肯定会觉得臭气熏天、苦不堪言。” 王维平说，“不过，之后他们会觉得这是对的。”
王维平不会对博士说很多好话，只是告诉他们要注意身体，别得病、别出危险。
女弟子偶受“优待”
作为王维平的女弟子，现在已经是农业大学教师的张越曾经得到导师的“优待”——可以不住在垃圾场。“她是女孩子。”王维平解释。但是，王维平要求张越必须去调研。张越做博士生期间跑了不少地方，而这最终使这位女博士写出一篇优秀论文。
对李华友、张越这样的调研经历，同学们大多都很羡慕，说他们得到了一个好机会。事实证明，那些实地调研都成为他们课题和论文中的亮点。
现在，李华友正在参与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他说他仍然沿用了这个研究方法。而张越作为教师，也把这些方法教给更多的学生。李文东则对自己的答辩表现得很有信心。
学会了获取企业支持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人家说我是大循环案例研究的第一人。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但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我没必要整天坐在屋里，如果研究社会科学，却整天连社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还研究什么？”
王维平的几个调研都没有申报国家项目，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垃圾问题的调研王维平自己垫了点成本，数目多少他已经不记得了。而刚刚完成的废旧轮胎的调研则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他说他从中找到了做学术与解决社会问题的门道。“福建三明我去了三次，都是厂家给的钱，因为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他们也愿意出点血，这是双赢的。”
“你看，我们一方面宣传了国家的政策，一方面支持了企业，另一方面完成了调研报告。这不好吗？”他说。
王维平搞清了北京垃圾回收的全部内幕，还和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交上了朋友
王维平自己就是“从垃圾场里走出来”的博导。并且，由此成为国内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博导搞调研乔装乞丐
1998年到1999年间，王维平做了“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调查研究。现在回忆起这段调研经历，王维平给出的形容是：复杂、危险、脏、臭。
那时候，王维平平日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调研都是利用节假日。
“我穿上‘丐帮’的衣服，去和他们捡垃圾、收废品，到那些趴满苍蝇、硕大的老鼠乱窜、寸长的蟑螂来回爬的垃圾填埋场去调查。”
每次回家，王维平要在外面先把衣服脱了，可进了门仍然免不了一身臭味。“垃圾场你没去过，在夏天，白色的轿车一进去，3秒钟之内变成灰的。为什么？趴满了苍蝇！后飞来的苍蝇都没地落，落在别的苍蝇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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