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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太原5月29日专电
新华社记者张羽 陈忠华 刘砺平
山西省左云县“5·18”矿难发生后，矿主先是隐瞒不报，接着对调查人员谎报，给抢险和调查人为设置了一道“人数谜团”。
到底有多少矿工被困井下？此事引起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随着核查人员一步步深入调查，被困矿工从矿主谎报的5人、初查的44人增加到57人，再到56人，人数“谜团”被慢慢揭开，矿主隐瞒不报、蓄意和恶意瞒报的行径也逐渐被揭露。
5月27日，国务院“5·18”特大透水事故调查组在山西省大同市成立，基本确认事故煤矿当班井下人数为266人，出井210人，被困56人。
从“隐瞒不报”到“被困5人”：矿主设置重重障碍
2006年5月18日20时30分，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事故发生后，矿主李付元明知井下有数十人被困却隐瞒不报，而煤矿主要管理人员生产矿长、当班调度员和包工头等相关责任人逃匿。
事故发生后，当地公安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前往现场调查，矿主见隐瞒之事败露，就谎称井下只有5名矿工被困，其他人都上来了。李付元等又指使他人雇了5辆面包车将部分被困矿工的27名家属转移，同时还将调度室的矿工出勤牌破坏，以“配合”瞒报、谎报，为事故调查设置障碍。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说，矿主李付元不仅瞒报事故，被刑拘后面对调查人员仍然弄虚作假，继续编造谎言。左云县最初成立的事故抢险指挥部向大同市政府和省、市安监部门报告说，事故发生后，县政府于19日零时40分左右，接到县公安局对该事故的报告，说井下有5名矿工被困。
5月19日6时50分，大同市公安局接到左云县公安局治安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5人被困”的报告，随后派人于7时50分赶到事故现场，会同左云县公安部门保护现场，初步调查下井和被困人数。
从“44人”到“57人”：数字逐渐接近真实
就在矿主进行一系列瞒报活动的同时，不断有群众向国家安监总局和山西省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举报，说煤矿存在瞒报问题，被困人数远不止5人；而矿主转移家属等非法行为引起矿工及被困人员家属的激愤，也引起了公安机关的警觉。
面对这些信息，公安部门决定进一步询问矿方和相关人员，核实被困矿工人数。事故发生后，矿主李付元与两名包工头达成“攻守同盟”。这两名包工头被控制后，一名交待了实情，而另一名在随后两天中仍然死守事先定立的“攻守同盟”，继续隐瞒。5月20日中午，经公安部门初步查明，事故发生时井下人数为145人，有44人被困井下。
至此，矿主瞒报人数的“盖子”开始被揭开，核查人员随即展开进一步调查。但由于事故煤矿管理极其混乱，加上有关责任人逃匿，资料被转移、销毁，给人数核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山西省抢险指挥部成立后，省、市公安部门抽派大量警力对矿区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对矿方负责人、包工头等传讯询问，对生还矿工和家属进行仔细调查取证，查明了被再次隐瞒的13人。
5月21日晚，核查人员初步判定，井下57人被困，并确定了被困矿工的身份，人员涉及四川、重庆、湖北等10个省、市。
从“57人”到“56人”：警方细致核查出结论
为慎重确定人数，经广泛调查和听取媒体的反映，公安部门再次对矿主、矿有关负责人、包工头调查询问，对被困矿工家属逐一排查核对，尽可能与逃生者见面，无法见面的由多人提供书面证明，排除各种疑点。
5月22日下午，煤矿兰仁伙包工队的会计朱景树反映说，57名被困人员名单中两名被困人员何江与何明志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何明志下井时拿的是何江的上岗证，而何江早已离开了煤矿。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公安部门立即与何江户籍所在的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警方取得联系，得知何江现在河北省唐山市打工，并找到了他的联络方式；办案民警于5月23日下午4时28分与何江通话，证明何江并没有被困井下；5月25日上午，何江又亲自回到左云县，当面接受警方调查，证实井下确无“何江”。
原来，何明志来到新井矿打工住在何江的宿舍，因为他未经培训没能申领到上岗证，就把何江的上岗证换上自己的照片，仍用何江的姓名。警方与被困矿工何明志的父亲何广义等人核对后，确认何明志确实被困井下。
这样，在57名被困矿工的名单中，“何江”被排除，被困人数由此变为56人。
正常情况下，事故发生后，矿方应该及时准确上报情况，并积极配合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此次事故由于矿主的瞒报、谎报，直接延误了抢险的最佳时机，影响了抢险组织和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目前，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56名被困矿工仍然生死不明。
[责编：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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