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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宣告“封顶”时，宜昌的一个角落里，王莉的泪水奔涌而出。电视里那些挥动的手臂、振奋的表情一下子模糊起来——一个刻骨铭心的脸庞走近她的视线。
那是她的丈夫，32岁的优秀机械工程师——柯山林。夫妻两个是最早进入三峡工地的建设者。但在1999年11月19日晚，施工中的柯山林从塔带机正在运行的电梯摔下来……
电视上，一个憨厚的建筑工人腼腆地回答记者：“参与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我们感到自豪而又荣幸！”王莉感到自豪时又有些伤感，“不知道山林是否也能感受到。”
并非只有王莉有这样的感受，有近200个家庭在“自豪而难过”的心境中，度过了2006年5月20日。最让人怀念是“9·3”事故中献出生命的人。2000年9月3日，柯山林出事的3号塔带机(简称TB3)上，34名施工者从约7层楼高的空中坠落，朱军、朱泽先、张军、张胜学及吴继胜等5人死亡，29人重伤——包括筋骨断折、肝脏破裂、严重脑震荡等。
三峡总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媒体披露：共有上百人为三峡献出了生命。事故原因主要有高空坠物、设备伤害等。
“说三峡大坝是建设者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浇筑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王莉说。
调查事故原因
柯山林牺牲后，宜昌市劳动安全部门会同技检部门组成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为：这台由美国罗泰克(ROTEC)公司制造的、中方花费数亿元购进的塔带机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它的门锁联动装置设计不合理，缺乏安全装置——导致柯山林作业时电梯门在运行中突然损坏并打开，从而使人从高空坠落。
调查组还查出，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作为登机电梯的业主，采购有设计、制造缺陷的设备，违反了安全生产相关法规。葛洲坝公司作为设备的安装使用单位，无证安装电梯，对不安全因素整改不及时，对事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事故说明罗泰克公司对中国人生命的漠视。”王莉说。3号塔带机在工地上用了没多久，主机的一些油泵就开始漏油，工人们向罗泰克公司反映后，对方一直没有将机器修好。
事故发生后，罗泰克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其他质量问题不积极整改，又导致了“9·3”事故的发生。
“9·3”事故中塔带机断裂的是右边吊耳。数月前，吊耳已被发现有裂缝，一位作业的工人在晃动中险些摔下，对此严重问题，罗泰克公司只作了简单的焊接处理；另外，中方技术人员还发现延伸架有裂纹等多处问题，罗泰克公司处理得轻描淡写——这些过程，施工班组作了原始记录。
赔偿之路
“我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帮助。”王莉说。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作为一个还在为工程奉献的建设者，王莉经历了“可以写成一本书”的故事。
丈夫去世后，葛洲坝集团支付了几万元抚恤金。但事故的责任者——罗泰克公司——不愿赔偿，王莉就将相关部门告上了宜昌市法院。在湖北高院的干预下，最后成功立案。
但王莉去拿事故鉴定报告的时候不太顺利，直到官司开打，媒体公布“是质量责任事故”。而她到所在单位开收入证明——这是打官司的需要，人们也冷冷地面对她。“有些人不希望事情闹大，怕影响不好；也不愿意更多地赔偿，”王莉说， “作为一个公民，我告状主张权利是应该的。”激愤之下，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要跟美国人打到底，“一定要他们向我道歉，向柯山林的工友们道歉。”
罗泰克公司有些蔑视这个弱女子。“他们不认为在自己有责任，并告诉我，如果你要的数额比较少，出于同情，我们可以考虑出一点。”王莉说。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不懈的斗争，再加上“9·3”事故引起的震动，使罗泰克公司于2002年初与王莉达成了调解，王莉得到了不到30万元的赔偿。
“9·3”事故因为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原告们最终获得了罗泰克公司总的赔偿，共139万美元。
“双零”目标
对于建设者的生命安全，被三峡总公司迅速提升到重要位置。2001年始，公司陆续为2万名工人办理了“雇主责任险”——这是中国第一单。施工者若遇意外人身伤亡事故，可获得约15万元赔偿。同年，公司前任总经理陆佑楣制定了“零质量事故、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目标。据他称，此后伤亡事故大为减少。
“民工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曹广晶对《新京报》记者说，他们可以享受工地驻守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2003年，公司组织了一场全员素质培训，要求每一个员工“精一门、会两门、懂三门”，包括对建设者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对安全的投入，我们只多不少，”面对《工人日报》记者，葛洲坝集团公司厂坝部副总经理费江平介绍，“资金的投入保证了职工的安全，真正地实现了‘人性化’。”
尽管对安全隐患的防堵严格全面，但曹广晶仍然感到遗憾。他向记者坦陈，“如果再把工作做更细些，人数降到几十人是可能的。”
“我想要一条漂亮裙子”
“我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王莉说，“我在三峡工地上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浪漫的时光。”
但惟一的遗憾是，作为女人，多年来她未曾穿过漂亮的花裙子。
王莉、柯山林于1996年结婚，大坝上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的砖瓦房宿舍是他们的爱巢——虽然没有装修，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家具一床、一衣板、一桌、一椅而已。
柯山林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哥哥的资助下上完大学分配来的。获得工程师职称后，他主动要求从机关调到一线。“他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和汗水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来报达他的太太、哥哥和关爱他的人。”邓宜平律师说。
当时，王莉在大坝上管设备，柯山林在一个施工队当副队长——接近中层干部的职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王莉说。在三峡工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柯山林，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到工地上。
王莉父母住在30公里外的宜昌市，因此王莉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和许多家在外地的人比起来，我幸福多了，他们一年才能回去一次，”她说，“那些工友羡慕得要死。”
工地上嘈杂而尘土飞扬，还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对王莉来说，这都没什么。但最痛苦的事情是一年四季都只能穿着厚厚的、满是尘土油垢和汗渍的工作服，戴着近1公斤的安全帽，“工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劳累之外，还有枯燥和乏味。”她说。
“我那时还小，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我能和心爱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奋斗，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一切都很美好。”王莉说，年轻的夫妇在劳累和哐哐当当的嘈杂中体验着欢乐，直到她的丈夫因公死亡。
但不久后，这位坚强的女人又出现在她的岗位上……
艰辛并快乐着
大坝右岸——一处名叫东岳庙的山岭上，众多施工者就住在这里。大片的房屋，使山腰看起来像一个小镇。
黄昏，一幢两层砖楼的某个房间里，39岁的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正坐在单人床上发呆；窗边另一张床上，一个工友穿着一条裤衩，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们是葛洲坝集团三峡大坝厂坝项目部浇筑二队的混凝土浇筑工，三峡大坝全线到顶，他们也就闲下来了，在心里清点着6年来的酸甜苦辣。
混凝土浇筑者每天的工作单调而繁重：用一种设备将浇筑来的水泥料平仓，然后手持重达50公斤左右的振捣器振捣，长时间的振捣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廖全贵的手臂常常被振得发麻，全身发抖；另一位42岁的工友两只胳膊变得惨白，他担心得很，但就是没有功夫——也许是害怕——去看病。
他所在的班组约20人，分成三班倒：早班从6：30到14：30，中班从14：00到23：30，夜班从22 ：30到次日6：30。原则上，三班倒是这样的：三个中班、三个早班、三个夜班之后，休息一天——每月有4天闲暇。但民工们常常要加班，最长要加8个小时，所以生物钟常常被弄得乱七八糟，疲累不堪。
廖全贵刚进来时，正逢葛洲坝集团员工待遇的低谷——受“购进报废设备”影响，集团从1996年开始，削减工人们的工资。比如王莉，原先每月可以拿到1100至1200元左右，1996年后好长一段时间只能拿700元左右。
现在，老廖的月薪是1200元左右，在班组里算是高收入。但不能和葛洲坝集团年轻的正式职工比——扣除“三金”后，一些年轻的班组长也能拿到老廖工资的两倍。2005年，因为评上“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获得了5000元。这也是他6年唯一获得的一次奖金。但老廖的工友说，如果任务完成得好，有时会有50-100元的奖金发到班组。
“钱挣得很辛苦。”老廖点上一支烟说。那烟3元钱一包，老廖烟瘾大，一天要抽一包烟。
起初，老廖他们都吃食堂做的饭菜——若在工地上，就由食堂送来，用快餐盒打菜吃——但是很快老廖们就觉得这个饭菜有点贵：荤菜要3块钱一份，素菜要8毛到1块钱，关键是下力的人，吃一两份哪够？“一不小心就吃掉了七八块钱，算算一个月要吃掉一半工资。”他说。工友们只好自己开伙——本报记者在楼道里采访，看见不少壮汉坐在小凳子上择菜，看见记者到来，他们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的未来
李德明的“家”，是一间附近农户出租的屋子。月租金50元，一床一桌，一张凳子，他60岁的母亲和6岁的儿子就住在这里。李德明与廖全贵在同一个班组，今年30岁。
正逢晚餐，老母亲很不好意思地招呼记者吃饭：一锅白米饭，一碗红辣椒。“好多年都吃这个，只不过有时候辣椒会换上茄子或者扁豆什么的。”老人搓着手说。
李德明常年在外，不能回家照顾儿子，干脆就把他接到这里来上幼儿园。而这位建设者的父亲、妻子，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都留在老家，全家就靠他一人养活。老父亲还患有重病，医生说治疗要花费数万元，而李德明每月的工资只有950元，“这让我喘不过气来”。
“但我不后悔，”另一个民工说，“三峡大坝竣工的那天，一切烦人的事情都没有了，大家很高兴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中王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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