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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之秋风专栏
上海是本轮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最严重的地方，这个市场投机成风，因此也就连续爆出两大骗贷炒房案。
第一个案子是发生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之前的“姚康达事件”。从2002至2003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了7141万元房贷，用于炒作128套住房。
第二个案子是最近爆出的，即“一人购买100套房”案件:一家投资公司以个人名义买房近百套，其中32笔贷款抵押不实，致使上海浦发银行怀疑被骗贷过亿元。银行不得不控制部分豪宅的产权，成为“房东”，并委托房屋中介公司出售，以回收“问题贷款”。
看了这两个典型案件，人们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真正罪魁祸首，当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这些天，舆论开展了一场“捉鬼运动”，试图找出房屋市场投机盛行、房价畸形上涨的罪魁祸首。一部分人咒骂房地产开发商的贪婪，政府也频繁出台措施，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仿佛开发商放下屠刀，房地产市场就可以风平浪静。还有些人士更进一步，看出了非理性繁荣背后的政府之手。确实，如果没有政府对土地、房屋需求、市场信息的隐瞒与操纵，市场肯定不会呈现如此乱象。笔者则更多地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角度探讨房地产市场不正常的根源。不过，现在我还愿意再补上另一个根源，那就是金融体系。
纵观现代经济金融史，可以说，每一次资产泡沫，其背后的第一推动力，毫无例外都是金融体系释放出过于充裕的流动性。地方政府确实有十足的激励制造房地产非理性繁荣，因为它可从中得到政绩与税收之利；投机客也在时刻准备进行某种投机。但是，若没有中央银行供应的充裕货币、没有商业银行大方的信贷政策，地方政府和投机客的设想，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哈耶克对商业周期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现代金融体系内在地具有制造资产泡沫的倾向。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制度性因素——中央银行制度和商业银行体系，更容易人为地制造繁荣:
第一，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明显而强烈的增长偏好。考察这些年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总是侧重于配合增长而不是侧重于维持稳定，中央银行总是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惟恐宽松的幅度不够。面对已经出现的资产泡沫，中央银行却总是缩手缩脚。这种货币政策向商业银行提供了充裕的信贷资源，投资者、投机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资金，用于投资和投机活动，从而推动繁荣。
第二，商业银行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倾向于放松风险评估与控制，从而非常及时地为投资者、投机者供应了资金——当然，这些投资者、投机者得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始终依赖投资，因而，每一轮经济繁荣，都是商业银行在政府官员指导下，疯狂地向国有企业及政府照顾的非公企业发放贷款而制造出来的。不过，随着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银行对于这方面的信贷也已经有所警惕。他们发现房地产消费信贷，还算是比较优良的资产，所以，商业银行对于房地产消费信贷申请者，倾向于来者不拒。“姚康达事件”、“一人购买100套房屋事件”，就是商业银行的这种政策制造出来的。
因此，如果要追究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责任，直接责任者就是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个双宽松导致房地产市场上的炒作者从来都不缺乏资金杠杆。现在商业银行被人欺骗，可能蒙受损失，那是他们应得的代价——但愿政府不会在某个时间也为商业银行的这种坏账埋单。
然而，这个代价还算小的。普通公众、正常的住房消费者不得不因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错误政策而在住房上付出额外的成本。过于宽松的货币与住房信贷政策，导致大量投机性资金流入，推动房屋价格猛烈上涨。这意味着，正常消费者原有货币的购买能力相对下降，甚至被投机者挤走。
更严重的代价也许还在后头。中央银行偏好增长，似乎是好事——谁不喜欢繁荣呢。然而，还是那句老话: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为制造的非理性繁荣，最终必然带来衰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极度繁荣之后崩溃、连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教训，似乎并不遥远。别国中央银行基本放弃了增长导向的政策目标，改为维持货币稳定——我们最好相信，人家并不是傻子。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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