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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后，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这次浪潮前锋凸至，预计今年9月达到最高点，而且要蔓延“十一五”头两年。
在解决就业难题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计”来形容——政府决策掷地有声，企业充分挖掘社会责任，此外对青年“结构性失业”的心态调整，辅以专家的救治方案等等，这些措施都将是安全度过第三次就业高峰的保证。
第三次就业高峰进行时
“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业、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就业刚性矛盾仍然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以及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原因，即将到来的第三就业高峰形势严峻，有可能超过前两次。”5月19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称。
所谓“第三次就业高峰”，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起始时间表，但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共识。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博士对这个概念的描述是：“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就业高峰，把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算作第二次就业高峰，那么，我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预计在今年9月达到最高点，而且要蔓延“十一五”头2年。”
“儿子找工作的事让我头疼——大学毕业，几段临时工做完就没有着落了。”5月8日，上海市虹口区陈同文在自己简陋的居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面色严峻。
53岁的陈同文现在是上海虹港驾驶员培训基地一位教练，1981年从下放地安徽明光回沪，被分配到供销社日用杂货公司做装卸工，不久，公司倒闭，待业3年后再次就业。陈师傅经历了建国后知青返城、国企下岗两次失业灼痛，像他这样的境遇不在少数。
4月10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今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将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增量达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将达到1400万人。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相比，形成第三次高峰的人群更集中在青年人，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术人员和转业军人等，其解决方式也比前两次更加多样化。
实际失业人数到底有多少
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下岗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城市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率也成为了目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之一。
2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劳动力供大于求压力进一步加大，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
发改委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
而今年新增的岗位远不能满足就业需求：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加上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岗位仅有1100万个。
因此，面对今年需要安排就业的2500万人和1100万个可新增岗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达1400万人，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100万人。
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十一五”期间可能有四、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的两年，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两年。
事实上，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情况比发改委预计的还要严重，“新增就业压力大、转移就业压力大、再就业压力大、总量规模压力大”是我国就业的特点，未来一段时间就业压力还将继续增大。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中国失业率大约在4.6％以内，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将达900万人。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近五年内的两大就业团体，在谋求就业机会问题上，前者显然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
“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是2001年的3倍多
今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三个毕业高峰年。据国家教委统计，2006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大幅增加，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毕业总数为2001年的3倍多。
又是一年毕业时，大学生就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啃老族”的出现，“北漂”、“校漂”队伍的不断壮大，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迫切。
“今年的工作不好找，我投了12份简历，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4月27日，复旦大学新闻系小刘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脸沮丧，他已经经历了近两个多月找工作的折磨了。
“现在招聘会上要求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好多研究生在投简历，其中好多都是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研究生找工作都这么费劲，我就更着急了。”小刘说。
“我女儿今年毕业，读的是一般大学，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4月28日，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刘师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像以前都是国家分配，不管企业好坏，总是饿不到。我女儿现在光找工作就花出去2000元了，什么面试报名费啊，服装费啊，制作简历费啊等等，钱花了很多，却一份稍微体面点的工作还没找到。”
“大学生就业是最难的。现在下岗的人只要你肯做，不去挑三拣四，总有个工作适合你。像我现在车子不开了，我可以去做保安，去做保洁工人。现在的大学生肯做吗？”刘师傅一脸严肃。
5月22日，复旦大学学生服务联合体唐晓林主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前几年，毕业生是卖方市场，我们等信息，学生挑单位；现在，我们要主动联系用人单位，学生等待别人遴选。复旦今年毕业生7000多人，到目前为止，签约率跟去年基本持平（截止5月22日，该大学毕业生签约率达到50%以上——编者注），我们也同时引导学生摆正位置，正确择业。”
“我感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毕业生太多了，不值钱了。以前的时候应聘的大学生比较少，一个岗位一般有十个八个的应聘者，现在稍微好一点的岗位就有几十个应聘的。像我们现在招聘的研究生比较多了。”5月11日下午，上海普陀区某外资化工厂人事部门的王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大学毕业生除了岗位难求，工资待遇也有下降的趋势，“98年新进单位的大学生月平均工资是1500元，到了2003年，新进的本科生的工资就有1800元了，但是近两年本科生的工资开始下降了，有些岗位工资已经降到1200块一个月。”王先生对记者说。
职场突围 青年人失业数量巨大
事实上，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只是青年就业问题的“冰山一角”，我国每年都要面对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一个庞大的青年失业人群。
而有关青年失业的统计一直缺失，直到2005年5月，一份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才问世。
该调查显示，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72%失业青年长期失业（指失业一年以上）。
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称今年我国的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4.6%以内。而同时有专家分析，这个指标的准确名称应该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即统计在城镇失业的劳动者到就业部门进行登记的数量。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感受到就业压力的主要存在三类人员，即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企业下岗失业人。上海市的“4050”政策，就是专门解决后一类人员的问题，即男50岁、女4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确实难以参加就业市场的竞争，由政府出工资，招这类人员做保安、交通协管、报滩、搞绿化、搞卫生，有人将此做法称为“政府出钱买岗位”——专门安排就业困难人员。
而目前，这种“4050工程”正在扩大到“3040”阶段。
另据了解，因为生育周期原因，上海市中小学出现明显的生源不足问题，该问题引起学校合并，教师超员，分流在即的连锁反应。产销脱节，生产规模的张缩，造成的“假性失业”已经出现。
“年纪稍大的教师可以提前退休，那么，年青的教师怎么办？我们学校就多余9个语文老师，怎么办？教学水平都差不多，都不愿意下岗，怎么办？”上海市徐汇区一中学副校长面对《中国经济周刊》一连3个“怎么办”。
上海的问题并非个案，据了解，我国明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新的失业率统计方法，民工等阶层也将被首次纳入统计范围。这将使青年失业的数据进一步扩大。
“目前，我国城镇年约有300万待业青年。在1300万下岗失业人员中，青年占30%左右。青年就业形势面临严峻考验。”6月2日，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忧虑。
如何面对就业高峰
——三次高峰应对措施各有侧重
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的主因——知青返城和国企改制相比，以产能过剩为主要原因的第三次就业高峰，问题更加多元和复杂。在解决方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重塑就业观、鼓励创业、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等等都是重要的解决之道。
第一次就业高峰
——返城知青以“国家安排”为主
随着前两次危机消化基本完毕，也造就了一群最有容忍力的就业人群，他们与第三次就业高峰中的年轻人命运相关相息。
“上世纪70年代，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惊心动魄’的回家——返城。1953年，全国中小学毕业生猛增到213．4万多人，大批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上山下乡行列，数十万部队在新疆、黑龙江等地垦荒种，这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纪实》如是描述。
但该书的笔触未能细节展现知青返城的就业苦况。
4月30日晚，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周女士家中，今年54岁的周女士是69年下乡的老知青。“我当时是到了安徽省六安市。去了整整10年。”周女士语调平淡，“当时，我爸爸在上海市染料公司，公司为了解决子女返城搞了一个集体企业——上海染料化工四厂，我于79年进厂工作，在医务室里一直干到退休。”
“我们当时一起去六安下乡的一共4个小姑娘，跟我一起下放的时候还有3个女孩，72年的时候有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可以回城了，所以她们三个在73年全都回来了。我等到79年才回城。她们3个后来都进了街道里的生产组，两个是做包的，还有一个是做纸盒。平均工资一天也就9毛钱。”周女士有点感伤。
周女士认为，那时找工作不像现在，基本上是国家分配，都有活做。进国有企业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进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而这些岗位都不容易进入，尤其是到了79年开始，大批的知青都开始返城。
“那段时候回来的，大多数人进了里弄工作，就是进街道办生产组，做服装、做包、做鞋、纸盒，工资是最低的。还有一种就是顶替父母退休，可以进去接班。”周女士说。
5月12日晚，上海市闸北区长安大厦，老知青陆祖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回城的过程也是很苦的，有一些知情落在当地就回不来了，在外地有工作的就不能回来了，在外面成家了也不能回来了。”
“现在很多老知青还是希望继续工作，但是根据他们下乡之前的受教育情况的不同，返城之后以及现在的就业情况是不同的。下乡以前，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人，男的如今大多做黑猫（注：即为保安），女的要么在家没事做，要么就是去做钟点工、清洁工等等。如果下乡之前是高中毕业水平的人，今天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多混得比较好，比如凤凰卫视兼言论部总监曹景行。”这位曾做过吉林省珲春市计划与经贸委经济运行办工业总调度长的老知青谈到。
6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当时上海知青下乡的有109万人，基本去了七个地方：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内蒙古，69年到73年间知青下乡是最多的，当时去吉林的有4万多人。
“这些人因为散居，无法统计准确的在业数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离岗了。”上海市民政部办公室一人士匆匆对付了记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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