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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平是北京市慈善协会副会长，15年来他以平均每天1.5万元的速度，向社会各界捐赠现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2006年，他还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慈善家称号。但是，他的捐款动机及财富来源遭到了不少质疑，“洗黑钱”、“走私文物”的传言一直不曾断绝，以至于他需要通过出版个人文学传记和约见媒体的方式澄清自己的清白。（6月19日《新京报》）
显然，李春平期望通过自曝隐私赢得公众对自己财富来源和捐助动机的信任。但他最终能否如愿以偿，我不知道，也不乐观。
信任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际交往关系的，如亲人、朋友之间的信任；另一种则是基于相关制度安排的，这种信任常见于陌生人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敢于走上绿灯之下的人行道，并非因为我们熟识驾车的司机，而是因为相信交通规则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饭店餐馆允许先吃饭后结账，也并非他们熟识每一个食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制度足以防止客人吃白食。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众多社会交往场域中，陌生人总是多于熟人的，而惟有先建立起对特定场域中制度安排的信任，才可能产生对陌生交往对象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是制度性信任。
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拥有巨额财富的慈善家是陌生人。公众没有能力查证这些陌生人的财富来源，对于这些陌生人口述的发家史，公众选择信或不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的公信度。如果公众相信现行的市场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功效、足以保障“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脱颖而出，那么对于市场中冉冉升起的财富精英们，人们自然予以足够的正面评价和信任；反之，市场中涌现出来的胜利者就难逃被打上“原罪”标签的命运，对于财富精英们自己公之于众的发家史，无论其内容、版本如何，人们仍可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种不信任是制度性不信任。
越来越多的财富精英发现，赢得公众信任远比赢得财富困难得多，即使选择作热衷于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也未必能够平息公众对其财富来源的猜忌与质疑。近年来，不少财富精英开始写自传、出书、频繁接受媒体的访问，很多其实是无奈之举。中国的财富精英要获得公众的普遍信任，只能依赖于市场制度公信力的塑造———那是一场更为不易的制度变革。
毛飞（北京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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