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同济大学作出决定：因杨杰多次涉嫌学术造假，终止聘用合同，解除其职务。学风建设、学术创新再次为学界所关注—— 祖冲之：南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以上的科学家。郭守敬：元代天文学家创制《授时历》。
阿基米德：古希腊力学家，发现浮力定律、杠杆原理。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创建微积分和经典力学。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各时代科技工作者长时间求索与论证的结果
同济大学经过对“杨杰学术造假事件”深入调查后,日前作出决定:终止与杨杰2007年7月到期的聘用合同,解除其同济大学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悄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术研究者的成果“爆炸式”增长，动辄就是上百篇的学术论文,数十本的学术著作,上百万字的科研成果。
有学者就直指这些所谓的“学术成果”大多是由一些“七拼八凑、东倒西歪”的文字组成,毫无创新可言,属于典型的制造“学术泡沫”。
日前,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袁保国强调,创新和质量是科学的生命线,科学的本身是求真务实,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研究的高质量。
学术创新有其基本的评判标准
有专家对目前的学术研究状况曾作如下描述:文章是越发越多,越发越长;书越出越多,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可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学术研究质量的相应提高,原创性成果更是非常少。
对此,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李醒民认为:“丑陋的学术人”热衷于拉关系、通关节,争当“学术明星”,喜欢四处露脸。一些学术研究者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材料掺足水分,能写一篇的写它三五篇;或者剪刀加浆糊,胡乱拼凑,敷衍成章。翻翻当今的学术论著,货真价实的委实不多。
教育主管部门在强调学术创新的同时,把学风建设和文风建设作为推进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志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对什么是创新进行清晰的界定,并形成一个在学界能达成共识的学术创新评价标准。”
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读了22年书,我现在也没整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一位文科院系的博士生对创新成果的回答代表了大多人的心声。
这不由得让记者联想到目前学界正在热议的北京一教授指控西南某大学教授剽窃的学案。一方指控对方剽窃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另一方则申辩自己虽然确实是受了指控者学术观点的影响,但并不存在剽窃的问题,同时还反控对方企图控制学术话语权,压制学术创新。
这一事件的焦点虽然在是否涉嫌剽窃,但论文本身是否具有学术创新内涵同样也是其中的一个关注重点。
判定一篇文章是否有创新,有多大的创新,面对具体成果,学界往往莫衷一是。
事实上,虽然目前对学术创新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学术创新本身还是有其基本的评判标准的。李醒民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学术创新简单来说是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虽然没有对学术创新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在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我曾从学理的角度对学术创新提出了5个层次的看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对学术创新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这5个层次就是‘解释原则的创新,概念框架的构建,背景知识的转换,提问方式的更新和逻辑关系的重组’。按照这种层次划分,真正的‘学术创新’,归根到底应当是‘解释原则的创新’,也就是以某种独特的基本理念或统一性原理去解释相应领域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
对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与所取得的巨量学术成果相比,质量现状不容乐观。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卫建国教授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真正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非常匮乏,而这明显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和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不相适应。
为有效应对这一突出问题,必然要求学术界要以创新为动力,形成以创新看能力、以创新看水平、以创新看质量的科研观,从而使学术研究实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
“要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于怎样正确认识学术质量。”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韩庆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术质量主要包括学术价值、学术积累、学术含量和学术规范等,学术创新是学术质量的最高体现。其中,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最为密切。学术质量首先体现在学术积累上,学术质量通过学术积累而影响学术创新。真正符合学术创新精神的科学态度,就是站在前人和他人肩上说新话,要对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清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
孙正聿教授认为,提高学术研究质量,首先要“寻找理论资源”,也就是从深厚的“文献积累”挖掘素材。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是以发现理论的“外部困难”来代替发现理论的“内部困难”,也就是仅仅提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而没有把这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升华为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因而就把所谓的“学术创新”当作是论述对“外部困难”的感受,而不是达到对“内部困难”的理论回应。由此就形成学术研究中的两种状况:一是固守已有的理论,从而造成理论的教条化和僵化;二只是用经验来诘难既有的理论,并没有实现理论自身的解释原则创新。这表明,提高学术研究质量,既要以理论的方式关切现实,更要以理论的方式把“外部困难”升华为“内部困难”,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学术创新并非高不可攀
对于目前学界剽窃现象此起彼伏、学术不端屡有发生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了学风不正,从而出现泡沫“学术”漫天飞,垃圾“学术”遍地堆的现象。“这些因素固然是导致一些不良学风出现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李醒民研究员认为:“学术创新当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诸如自由而宽松的外部氛围,必要的经济支持,健全的信息资料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人要保持内心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古人、洋人和权威,不在乎权力和金钱,不随风赶潮流追时髦,不做某些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由此可见,学术创新并非高不可攀,关键是要诚心正意、持之以恒,要将创造新知作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将创造新知视为学术的生命之所在。
如果我们要对目前的学术创新现状作一个科学评价的话,学术研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主体因素必须予以综合考虑。
韩庆祥教授认为,我们更应重视学术研究主体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研究者相对缺乏学术积累与创新素质,没有能力创新;二是有些研究者抱着一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怕冒风险,不敢创新。三是有些研究者觉得追求文章数量相对容易做到,而提高论文质量则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功夫,不愿去创新;最后是功利主义使一些研究者不能去创新。现有的职称评定机制较为注重论文的一定数量和刊物级别,结果使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数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自然谈不上什么创新。
而学术研究的推进总是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两方面密切相关,但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内部因素”,是学术研究主体本身。
孙正聿教授认为,从学者本身看,要真正把创新作为动力,实现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目标,主要存在三个认同问题:一是认同“学术”,也就是把学术活动视为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学术精神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视学术为生命之所在;二是认同“学科”,不要总是掂量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而是不断地反省自己对本学科的研究,切实地深入到研究活动之中去,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三是认同“学问”,对学问产生真正深厚的兴趣和感情,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做真学问,做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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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坚持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一系列国际技术奖励，鼓励公民、组织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创新，积极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
2006年5月23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它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下设专门委员会，是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的指导机构和咨询机构。学风建设委员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倡导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务实、勇于创新的学风。学风建设委员会负责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国家和教育部学风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拟订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密切结合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际情况与存在问题，总结和推广学风建设的典型经验，指导和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风建设；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选择典型事例，通过组织调研、专家鉴定、召开听证会等方法，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等等。（记者 曹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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