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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这种运动式执法以高昂社会成本为代价，弱化了执法的严肃性和一贯性
北京启动黑车档案系统打击“黑出租”
为了整治“黑车”，4月24日清晨起，北京16委办局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按照北京市发布的《依法查处取缔无照营运行为的通告》，期间查获的黑车一律处以“极刑”，即不论车型全部按照上限50万元的标准予以罚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罚款外，车辆将一并没收。
但《瞭望新闻周刊》最近调查，此次行动中虽有不少“黑车”落网，但更多的是暂时休整，或实施“战略转移”到打击力度相对薄弱的远郊区县。而那些原本就是“黑车”聚集地的城郊接合部，泛滥之势愈加严重。
有关专家认为，此类“狂飙行动”基本上还是“运动式执法”。这种执法形式，尽管在当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其凸显出的弊端不容忽视。有关执法部门应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逐步转变执法观念，尽量减少运动式执法的运用。
“狂飚行动”一个月下来，“黑车”并没有减少，而是转移到了郊区
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战役”等词汇常见诸报端，有些执法部门也习惯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对违法现象形成“拳头”攻势。这种执法方式，老百姓称之为“运动式执法”。
北京的“狂飙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动式执法的典型范例。根据北京市运输管理部门统计，在开展行动前，北京市“黑车”数量已达6万～7万辆，而本市正规出租车的数量则在6.6万辆左右。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北京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并随之出台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给予重奖。同时启动问责制，对严重不负责任、未采取打击和执法行动的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实施倒查。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北京市共依法查扣各类“黑车”12921辆，依法对从事非法营运的9940人作出行政罚款等处罚。其间，公安机关对非法营运人员中敲诈、伤害乘客及出租汽车司机、为争抢生意滋事，以及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一个月下来，‘黑车’并没有减少，而是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了转移。”6月28日，一位经常乘坐“黑车”到郊区上班的王女士称，现在城里的“黑车”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见到，但在城郊的医院、小区门口、车站周围，“黑车”还是很活跃。
“如果我有能力交50万元罚款，我还开黑车干嘛？”一位现在每天依然出去“趴活”的“黑车”司机告诉记者：“我除了会开车，别的什么也不会。一旦被查到，车就不要了。至于拘留不拘留，也无所谓了。”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狂飙行动”虽然使各类非法营运行为较整治工作开展前明显减少，但城郊接合处的“黑车”整治情况仍不理想，城区的反弹现象也很严重。
运动式执法，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但效果有限
事实上，类似“狂飙行动”的运动式执法，很多部门一直以来已经使用得很顺手。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认为：“运动式执法基本具备两个特征。首先是有关部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员自身资源，对某些管理顽症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其次是执法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开展，在一段时期内能够获得一定效果。但一阵风过后，往往又恢复了原样。”
在《瞭望新闻周刊》的随机调查中，有55%的受访者对运动式执法表示理解。但同时认为，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健全，应逐渐减少这种执法方式。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运动式执法确实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能收到整肃社会流弊、震慑违法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运动式执法却是以高昂成本为代价的，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首先，运动式执法降低政府及执法机关的威信，弱化国家法律法规的威慑力。
北京的杜立元律师认为，动辄采用运动式的方法，不但助长了执法者的选择性和随意性执法行为，也容易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信用产生怀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执法形式，影响政府的信用和形象。
其次，运动式执法违背法治精神。“由于运动式执法具有临时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其打击违法的长期效益并不明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认为，运动式执法把执法异化为临时政策，有悖于长久生效的法律原则，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种临时性、运动性和反复性特点不符合法治精神。
第三，运动式执法助长了不法之徒的投机心理。在运动式执法前，一般有关部门都要大造声势，这使违法者提早毁灭或隐藏证据，暂时停止违法行为。同时，也给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心理暗示，即平时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姑息的。
第四，运动式执法往往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执法的公正性。
“在运动式执法期间，执法机关都承受着巨大的上级压力和社会压力，存在着宁枉勿纵的思想。这很容易引发滥用职权的现象。”北京一位城管执法者坦承：“比如前段时间北京治理‘黑车’的‘狂飙行动’，最高罚款50万元，不仅没有可操作性，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也找不到任何根据。政府在追求执法高效的同时，也不能以损害公平为代价。”
第五，运动式执法增加行政执法成本，降低整体效益。
“全天候”执法应成为常态
北京市民杨先生说：“尽管目前杜绝运动式执法是不现实的，但政府确应尽快建立一套严格和科学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机制，使严格执法成为一种常态。”
“既然我们已经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应该避免运动式执法。在法度之内的稳健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活动，是实现社会治安的关键所在。”李成言认为，“行政执法部门应转换执法观念，执法的职责应贯穿于日常工作。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必须将执法活动纳入正常制度之中，置于公众监督之内。不能凭一时兴起搞战役式执法，忽冷忽热，而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予以保障。”
在采访中，多数人认为，只有加大体制改革的进程，构筑高度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法度之内实行稳健而行之有效的“全天候”日常治理，才是逐步减少运动式执法的“良方”！(记者李松 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相关阅读：
查黑车，为何“公民不合作”
北京黑车执法遇有阻力。有关执法人员称黑车司机的身份有农民也有下岗工人，存在着生计的问题，为此，打击黑车执法中一般都要兼顾体恤的平衡理念，因而“目前北京要消除黑车不现实，只能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黑车的非法运营。”同时在执法过程中也遇到的阻力，但在实际执法中，一些乘客往往不愿作证，导致无法对黑车司机进行处罚（新京报6月12日消息）。
这则消息让我们看到了整治“黑车”行动背后的“公民不合作”：一则普通的公民不愿意作证，导致无法对黑车司机进行处罚；二则作为执法主体的公民（执法人员），也因为考虑到执法对象“存在着生计的问题”，而“兼顾体恤的平衡理念”，使得“目前北京要消除黑车不现实”。三则，正规出租与“黑出租”能够和平相处，正规出租车司机陶师傅说，现在不抢了，大家和平相处，“爱坐什么车客人自己选”。法律需要公民的配合才能得到实施，但是在整治北京黑车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股“公民不合作”态势，确实令人深思。
[责编：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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