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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30日下午2时许，沈阳市公安局就《民主与法制时报》连续报道的“沈阳嫖娼疑案”首次召开复议调查会。
这次调查会的申请人为鑫鑫足疗店女服务员——正在接受收容教育的李丽，被申请人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傅聪主持召开调查会。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冯有为，沈阳市人大代表刘善刚和法学教授吴钧、法学博士马越常参加了调查会。但有两位亲笔签名呼吁重审“沈阳嫖娼疑案”的人大代表，却被拒之门外。
调查会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
申请人、被申请人辩争激烈
被申请人认为，“我局查处卖淫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其认为事实清楚的证据有：100元人民币、宫双林的当场查问笔录、宫双林的亲笔供词、刘立和李丽在2005年12月23日的询问笔录和亲笔供述、现场勘验笔录；在程序上，有受案登记表、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收容教育审批表、决定书，包括两个收容教育和行政处罚的告知笔录、送达文书、执行通知书、没收清单、罚没审批表、介绍信。“这些证据，基本都是证明我们认定的卖淫嫖娼的事实。”
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殷晓钧则认为：公安机关除了这些当事人供述笔录、100元人民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现场勘验笔录，而当事人后来又都全部翻供了，根本不能证明卖淫嫖娼事实存在。从公安机关所有证据包括三个版本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并未现场抓获性交易行为。
对于殷晓钧提出的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前后矛盾问题，被申请人认为，细节不一致正好证明没有刑讯逼供。
对于殷晓钧提出的当事人询问笔录上有后来添加的痕迹问题，被申请人认为：“我们公安机关现场办案非常紧张，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们像律师、法官一样按逻辑顺序把所有的东西一一陈列出来吗？”
为李丽提供法律帮助的辽宁著名律师姜彩熠对此提出反驳：“对于一个案件来说，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能说时间紧有些问题就可以忽略了。”
姜彩熠认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与后来有关部门做的笔录是矛盾的，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有疑点的、相互矛盾的证据不能采信。
殷晓钧向公安局提交了一份律师函，称：“希望以后谁再见李丽，我们作为她的律师应该在场。”殷晓钧递交的这份律师函指出：“最近有人向李丽施加压力，让其改变现有口供，撤回申诉，否则继续关押……这让李丽感到恐惧，心理压力非常大。”
法学专家、人大代表各有说辞
沈阳市公安局监督员刘善刚的发言比较直截了当：“我在市局里讲，得承认我们公安机关有毛病，派出所所长是先枉法后贪赃，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应该考虑这个案子是不是错案……应该引起公安机关反思，主要是那个派出所所长，认定有毛病，放人也有毛病。”
法学博士马越常指出：对于当事人的供述，主要情节不一致，肯定不真实；交付的100元钞票能成为证据的话，前提必须是在性交行为发生以后。当事人在派出所的供述和后来的翻供笔录，到底以哪个为准？我认为，如果以派出所为准，那么这些证据就有严重的矛盾和疑点，因此，本案绝不能用以前的证据定案。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也看不到有嫖娼卖淫情况。证据的法定概念是，凡是对案件事实了解的人都是法定意义上的证人。两个人如果是共同违法犯罪，即使两个人供词一致，也不能定案，因为没有查出其他证据。再有，足疗店老板及其前妻的证言笔录，他们并没有说当天李丽、刘立卖淫嫖娼。”
吴钧教授认为，一个是事实不清，另一个是证据能不能证明事实。鑫鑫足疗店是一个营业场所，不能因为刘立付了100元钱就认定他嫖娼。
沈阳市公安局监督员冯有为则认为不能就事论事，“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件案件。为什么这个事那么多人大代表关注，其他事没人关注？我感到律师意见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对我们以后办案有很多启示……翻供背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害怕”。
7月5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提出重审“沈阳嫖娼疑案”建议的全国、省、市、区四级人大代表，一共有96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对这些人大代表的《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淫嫖娼案”的建议》十分重视，已正式受理了这个建议。
新闻回顾：在沈阳警方的一次晚间行动中，在一家足疗店的里间抓了一名当地副厅级干部和一位女服务生，两人当时衣着整齐，两个事后被认定为“卖淫嫖娼”。但此事，出现了五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当事人各有各的说法。在被迫向当地派出所所长交纳三万元费用后，这名副厅级干部公开称“是被冤枉”的。
《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报道引起了近百名全国、省、市、区四级人大代表的关注。2006年5月30日，近百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检察院提交了《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淫嫖娼案”的建议》。
与此同时，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十分重视此事。在本报报道后不久，批示有关部门调查此案。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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