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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毕诗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公众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越降越低了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原由是“公众对贪官越来越同情”。
“比起某某某，他才贪了多少？”，“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还是很有能力的，对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有过贡献的”，“真倒霉，贪得也不多呀？”面对这言论，作者说道，尽管人们有一千个理由批评这样的同情，是“农夫同情蛇”的肤浅情感，但不管怎么说，同情贪赃枉法者，已然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同情贪官的现象说明，屡屡失望之后，公众对官员的道德底线要求越降越低。”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可见，同情，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秉性。人之所以为人，在孟子看来，首先必须有“于心不忍”之情。孟子还举过一个例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贪官“东窗事发”，从此身陷囹圄，不管他以前多么贪婪，甚至无恶不作，此刻，我认为，他仍是值得同情的。就像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难道就因为他犯了罪，就应该从此万劫不复，就应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吗？
一个人失足落井，自然有人会怪他自己没走好路，也会有人埋怨他破坏了人民的水井，难道就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落井下石”吗？一个人沦落为犯罪，特别是一下子从高官沦为阶下囚，公众难免唏嘘感叹。“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这怎么会是“农夫同情蛇”？一个贪官纵然有千条罪过，但他还是一个人，有人的尊严，认为同情贪官很肤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仇官”心态。
公众之所以同情贪官，这首先是一种对人性弱点的同情。在看到犯罪分子被判处刑罚的时候，人就会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当时我是他，会怎么样呢？是啊，假如是你自己身居高位、手握重权，面临各种诱惑，你会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吗？这种换位思考，是一些人同情贪官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我看来，贪官与其说是败在自己的弱点之下，不如说也是一些制度不健全牺牲品。赋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力，但却缺少有效机构来监督约束他；“不得不贪”、“上级要我收下贿赂”，这样的事并不是没有。
同情贪官，就意味着公众对官员的道德底线降低了吗？对这一点，笔者也不甚苟同。同情与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其实根本就是两码事。同情，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人性自省，而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则是一种刚性。就比如，你同情某一个妓女的悲惨遭遇，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反对卖淫嫖娼。同情归同情，法律归法律，同情不能逾越司法而成为贪官的“原谅情结”，否则，这就不只是一种同情了。
如今，似乎有这么一种舆论倾向，你可以同情杀人犯，可以同情偷盗者，但是，你不可以同情贪官。这种似是而非的义愤，在发达资讯之下，变得越来越“正确”。就像现在一旦有人提出“废除贪官死刑”，就会立刻招来民意的讨伐。这样的民意，与其说不理性，不如说正是因为扭曲的社会关系和官场逻辑，才会有非理性的民意：既然贪官总是得不到监督，事前预防总是做不到位，公众只好退而求其次，期待严厉的刑罚来“事后预防”。（林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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