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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明确的事权、财权划分，因此无法确定各级政府间的职责。要想规划财政转移支付，首先要确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刘剑文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看法。
“这就涉及到另一部立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考虑由国务院立法；在单独立法还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在其他立法中加入财权事权划分的内容。”刘剑文教授说。
苏明则表示，“在大的改革还不能发生的情况下，现在要做的是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在管理上下大功夫，把分散的管理模式变成集中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他认为，对于转移支付，目前也有一些监管途径，但这种监督还没有完全到位。由于转移支付的渠道多，量大，不可能每一笔都监督，财政自身监督力量还不是很够。
从现有的法规来看，目前对转移支付的监督主要有来自财政部门的监督，审计部门的审计，以及人大对预决算的监督。
但是李金华在《审计报告》中明确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不强。在转移支付预算编制问题上，虽然财政部2005年提出了“按上一年执行数或上级下达的预计数编报”的原则要求，但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仍不规范。
监督仍是一大难题
对此，也有专家提出，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想法太简单了，不能说新建机构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此设想，苏明这样回应。
“这就需要立法监督，社会的监督。社会的监督又包括媒体监督及民众监督，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纳税人的权利，让纳税人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行使其监督职能。”刘剑文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刘剑文教授认为，虽然现在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到每年的转移支付金额，但是却看不出是如何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给地方多少钱、这些钱的使用效果都还看不到。立法应该从实体和程序上共同保障转移支付的透明性，把整个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置于公众的视野下，让公众随时可以看到。
但是现在的纳税人基本上没有监督权，也没有其他立法保证这个权利。“我们现在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应该保证这个权利。”刘剑文说，“纳税人需要对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
前一段时间，在湖南就曾出现纳税人因财政局买车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例，但最终纳税人败诉。刘剑文表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起诉，所以有关法律需要修改。
“只有赋予了纳税人监督权，才能保证转移支付的透明。”刘剑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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