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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
48岁的王树国此言一出，顿时引来一阵笑声。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四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他话音刚落，几位校长便高举右手示意要发言。“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站起来一把抓过话筒说，“我很悲观。”
这是7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进行到了第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身为大学领导者的校长们毫不掩饰地数落着当今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端，火力集中。
大学：怎样面对“被格式化的一代”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学创新与服务”，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体制受到了众多大学校长的抨击，他们将之视为大学创新的重大障碍。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的女儿，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住校，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刚被复旦大学录取。但是面对父亲的提问：“你上大学的兴趣在哪里？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她一脸茫然。
和女儿一样被应试教育“摧残”的孩子，钱旭红称之为“被格式化的一代”：没有时间玩耍，甚至没有时间梦想，他们被一纸试卷扼杀了创意。
钱旭红发现，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后，不少人会表现得很有个性，“但通常是叛逆，甚至会在无奈之下走向玩世不恭”。老师的课即使讲得很好，许多人也不听。听一个学术报告，常常有很多人提不出问题，自主学习能力极差。
就连他的博士生，在最初的半年里，也让他相当头疼：“谈一个问题，他们就像傻瓜，总谈书上的东西和别人的观点，从来不敢怀疑和反驳我。”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在目前难以改变应试教育体制的情况下，大学该怎么办？是否有可能通过大学的熏陶，弥补学生在应试教育阶段的缺失？
外界评论也认为，如果把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大学之前的应试教育，显然有失公允，这是大学“撂挑子”的表现——有人明确质疑：“同样是受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学生，为何到了国外的大学表现就大不一样了呢？”
今年有近300名中国留学生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该校校长伊安·洽博告诉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这些学生很棒。虽然在第一学期，他们通常不愿意像澳大利亚的学生那样去质疑老师，但“一旦融入这种环境以后，他们的表现会相当好”。
“我们的大学创造了好奇心的文化，鼓励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伊安·洽博说。
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名誉校长，特别喜欢据说来自中国的一句谚语，大意是：你告诉我，我会忘记；你给我示范，我能记住；你让我自己做，我就会明白，而且一辈子都明白。
“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位老学究在照本宣科，这种方式肯定要取消。”这位校长说，“我们的教师决不能做讲堂上的圣人”，而要和学生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据说牛津大学的文化氛围是这样的：教授每周把学生召集到自己家中，叼着烟斗朝他们喷烟，学生被喷了四年的烟之后，就成了成熟的学者。
这是令许多中国大学生十分向往的场景，因为他们中的不少研究生可能一个学期也见不到几次导师。
此次论坛上，记者至少听到十位中国校长批评了大学当前的培养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不断重复地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扼杀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这也许是我们与国外在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差别。”王树国说。
问题是，这种差别，在两年前的上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就曾被提及，不知道两年后的下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是否还会被继续说起。
大学：缺失的是什么
曾有一家公司愿出大笔资金聘请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位全球顶尖的物理学教授，但院长告诉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不要推荐这个人，因为他不关心学生。”最后，公司果然没有聘用此公。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有7亿澳元，其中90%的预算都安排在了科研上。然而据校长伊安·洽博介绍，他们对“科研”的理解，和国内大学有着不小的差异。他说，一个学科要想成为重点学科，必须设置相应的本科课程，不能光搞研究不上课，“这样的研究保持了独特的发现文化，贯穿于所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项目。”
参加论坛的不少国外校长都承认，因为科研工作能够获利，大学教师很容易将工作重心从教学转移到科研上来，这似乎是所有大学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自己的大学会在制度安排上尽量平衡这种趋势。事实上，中国大学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外大学处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做法，成了许多中国校长很关心的话题。
其实，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大学并非没有本土经验。厦门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是人才涌现最集中的时期。抗战爆发后，学校迁往长汀办学，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一方面千方百计延揽名师，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给学生上课。有的课程只有一个学生，教授也会认真对待。
厦大在抗战8年期间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中，产生了15位院士、8名大学校长、上百名著名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与当时一大批知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分不开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论坛上感叹。
“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中国大学生的水平比以前差了很多。”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如此评价。教授们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年轻教师对教学也敷衍了事，他们的研究大有长进吗？丘成桐说：“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倒是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现象，这些年来在高校层出不穷。至于拼凑论文，或是将一篇论文分成几篇发表的情形，更是不足为怪。这惹得吴建民在论坛上大声疾呼：“这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他们不配做老师。”
“一位校长如果对学术造假泰然处之，大学的学风必然会逐步败坏。”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认为，除了指责，从制度设计上避免学术不端因素的滋生，其实是校长们能够做到的。
李坚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北林业大学校长。十年来，他被一个始终迷惑不解的问题困扰：中国学者的智商绝对不差，待遇也越来越好，优秀教授的年薪能超过20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世界上少有顶尖的人才出现？
7月15日，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刚刚演讲完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嘿嘿笑了两声：“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难度。”但他告诉李坚，高度竞争是美国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成功的关键。比如科研经费的划拨，一定是经过同行的严格审查，择优投放给最好的研究课题。
而中国的很多高校被丘成桐斥为：唯利是图，只看经费，真正的研究成果从来没人在乎。他说：“中国高校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一些高校总在宣称有多少大项目，请了多少专家，特别是引进了多少外国专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很多都是假的。
中国大学的问题，还体现在太多的评估和检查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将此归纳为“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他认定，强加在大学头上的许多评估，浪费了时间，更败坏了学术风气，“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天定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他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利于真正有志于学术追求的人生活，大学老师包括年轻老师正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精神状态。“大家在一起常常议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
大学：谁来扮演主角
论坛上，中国一位大学校长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请教，如何排除障碍，建立机制，激发教职员工的激情。“校长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要和大家在一起，真正成为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伊安·洽博回答，“我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工作顺畅。他们遇到什么障碍，可以随时告诉我。”当然，他也承认，自己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建立起这种信任。
然而在中国，大学和校长都是有级别的，要分副部级和正厅级。“这太荒唐了！”“副部级”校长王树国说。他认为，对于高校存在的问题，高校自身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更多的是受外部环境制约，根本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1948年建立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目前已成为德国的一流大学。校长迪埃特·伦森介绍，这得益于学校拥有比大部分德国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从而能够不断推行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柏林自由大学曾经历过一场危机。随着席卷德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大学内部的民主角力中，获胜的是行政部门，而不是教职人员。行政部门的官僚阶层严重制约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发展，问题相当突出。最后，学校采取断然措施，决定取消与校长相互掣肘的委员会，改由全体教职员工推选校长，同时缩减了学校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
整个改革，迪埃特·伦森回忆，“国家的教育部门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完全是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制定措施。
“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别可能是更本质的。”
7月15日下午，在会场外大理石铺就的大厅里，记者请一位中国校长谈谈对本次论坛主题“创新”的看法，他支支吾吾了好一阵，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篇论文，照着念了一段文字。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坐在沙发上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正被七八个记者包围着，他一边回答提问，一边夸张地用手比画着，不时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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