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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而优则仕”现象，日前，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表示：“不少教授，其长处在于科研，繁忙的行政管理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还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因此，“不能强迫教授‘教而优则仕’”。
“教而优则仕”或者“学而优则仕”，其实是很老的话题了。这种源自“官本位”社会心理的“优仕”逻辑对于大学教育之误，无疑有目共睹，除了雷文校长所说的，“埋没了教授的才能，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它也是造成自由平等学术环境被异化、青年学子求学心理被扭曲的重要根源。
如最近大学校长们反映的科研经费提成问题——科研项目已经成了“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而最终决定“提成”、“圈钱”能力的，当然还是依“仕位”而定的行政权力。这正如不久前许多院士纷纷指出，“现在青年人才申请不到研究项目，很多大的项目都是所长、主任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人在给他们打工”，“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起来，比如说，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待遇，这其实很荒唐”。
“教而优则仕”所贻误其实还不仅仅是教育，同时也是“仕”本身。众所周知，作为“仕”的基本内涵的行政管理，本身也是有独立价值的，是一门有自身特殊规律的职业。这意味着，不是任何在其他学术领域内有专长的教授，都天然地就有资格有能力做行政管理者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而且，即使某位教授确实科研与管理均擅长，但行政管理工作的艰巨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一身而两任。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什么时下世界许多国家都寻求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根本原因。如在美国：“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而在德国，“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
但目前我们的现实却是，一方面，往往误把学术权威当管理权威，无论是否合适，校长总是要从名教授、博导乃至院士中挑选；而另一方面，院长、校长在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一般又还兼着大量教职，如博导、硕导等，这样一来，不仅科研、教学被耽误，而且在顾此失彼中，大学行政管理本身的效率、公正也很难保证。
其实，如果跳出大学管理的圈子，从更广的公共行政管理范畴来看，不难发现，“教而优则仕”潜在的贻误之害，还有更深的表现：比如，当前各级官员不乏兼有“教授”、“博导”头衔者，而同时，教授、博导而出仕政府部门，成为学者型官员亦不在少数；当然，应当承认，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今天，学者积极入仕或者官员主动就学，并不是坏事，但如果因此政学不分、亦学亦官，其害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这方面频繁发生的腐败案就是生动的例证：如拥有博士研究员、兼职教授头衔的成都原宣传部长高勇的“三高”（学历高、职务高和涉案金额高）案；曾经是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
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环境下，官与商的界限必须明确、不容混淆，这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同样，在科教兴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背景下，厘清教与仕、学与官的界限、关系，祛除“教（学）而优则仕”、政学不分的土壤，也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作者：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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