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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仅22岁的花季少女为抵抗侵犯惨死在歹徒刀下，经披露后引起人们的义愤和广泛同情，但仍然有不少人对少女报以嘲笑，结果遭到众多网友批驳，矛头直指嘲笑者。但是，女作家陈岚却在网上独树一帜，抛出“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的言论反对女性冒死抵抗强奸。由此遭到网友“炮轰”，并使“冒死抵抗强奸”正式成为一个网络公共话题。（7月21日《信息时报》）
查看了相关的，反对甚至辱骂女作家观点的占到了绝大对数，大家所认同的“女性面对强奸如果不反抗会让歹徒变得更猖獗放肆”之观点，应该说是理性的。那么女作家呢？我看了《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全文，她通篇所主要表达的其实是“生命第一”的观点，这同样是非常理性的。虽然“冒死反抗是人类耻辱”的表述很刺眼，但实际她所指的并不是“冒死抵抗强奸”本身，而是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的性专属权”，以及男权社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忍观念余存。
坦白说，女作家认为女性“冒死抵抗强奸”是为了她背后的男人，而不是为了她自己，确实有些偏激，甚至可以说是女权主义的“维权过度”。不排除女性在遭遇性侵犯时，会想到“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却绝不是全部，更主要的，我想还应该是做人的尊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生命第一”观点的理性。事实上，现代文明也一直是这样教育人们的，比如澳大利亚学校甚至要求“女孩要随身带一个避孕套”，这样在遭遇强暴时才不会导致更大的伤害。
显然，问题不在于争论的双方哪一方不理性，而在于都“过于理性”了，按照哈耶克的叫法，那是“理性非理性”：由于太坚信自己的理性，而忽视乃至鄙视别人的理性，从而陷入了理性陷阱而不自知。显而易见，在关于“冒死抵抗强奸”的争论中，生命与贞操究竟谁更重要，或者说生命和尊严哪个更优先，是分歧所在。其实，当这个争论越来越激烈时，双方都已经陷入理性陷阱当中了。
因为生命与贞操，或者生命与尊严，它们根本就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完全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让我们来选择，我想所有的人都会选择：我两个都要。在面对强奸时，大家依然是这样选择的。所以，分歧不是在“面对强奸”这个时刻开始的，而应该是“面对生命威胁”时开始：做烈女还是保命？此时我们当然应该大力倡导“生命第一”，我想那么多炮轰女作家的人也会同意这一点。问题是，作为旁观者，我们如何能替当局者做出生命是否面临威胁的判断？抵抗是会成功，还是会丧命，谁也无法提前做出准确的预期。那么，我们所激烈争论的难道不是一个伪问题吗？
所以说，面对强奸，当然要反抗，否则那还叫强奸吗？但是当反抗使自己面临生命威胁时，又要果断地选择“生命第一”。可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是否面临生命威胁，只能依赖当事人在那一短暂时刻的瞬时判断。判断正确了，那当然好；判断失误了，所以有“烈女”产生。由于谁也无法在现场替当事人做出判断，所以只能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关于“冒死抵抗强奸”的争论，因此意义甚微。（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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