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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马振川在市公安局数据常量媒体见面会上发言。
7月28日晚10时，大红门附近，一辆驾摩托车抢劫嫌疑人被警察当场摁住。6月起，110数据显示，大红门等三四环主路骑抢（驾摩托车抢劫）有上升趋势。通讯员刘永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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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历史。7月22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
马振川表示，“指标制”早已成为百姓投诉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北京全市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数据，“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
马振川表示，从“指标”到“数据常量”，这其实是一个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作为实现“平安奥运”目标的一项举措，数据常量体系现已覆盖首都公安各个领域，“四张网整体防控、数据常量精确打击”，这是奥运安保的两张王牌，以此为基础，北京对治安局势的掌控能力正在提升。
「局长」骑抢一冒头警情就变“橙”
出场人物：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
“站在阳光暴晒的十字路口，疏导交通；躲在树阴下，冲着过往车辆挥挥手”，马振川说，这两种交警都在上班，但工作成效的差别显而易见。以往迫使“树阴下的交警”积极工作的最简便有效方法，就是“下指标”。
可是，“指标”的弊端很快就充分暴露出来：指标突击，以交警为例，全月工作量集中10天完成，有的集中在月前，有的集中在月末，给百姓造成的感觉就是“交警处心积虑，就知道罚钱”；战役式集中打击，全警、全民动员，可几千民警、群众连日苦战，也未必能抓到坏人。
据其介绍，为做到与“指标制”脱钩，2004年年初，北京警方借鉴国际反恐等级制度，上推3年各类案件发案量，推导出平均值，设定这个平均值为“平安”与“不安”之间的平衡点。以110刑事类警情为例，城八区日均80件为“平稳”等级，用黄色标注；上浮10%为“警示”等级，用醒目“橙色”覆盖；下浮10%为“良好”等级，显示“绿色”。
马振川表示，试运行两年多后，“数据常量”思维现已渗透北京全警。两年来，绑架、骑抢、盗窃 奥迪等高档机动车，每一类警情在京刚冒头，数据常量就立即作出反应，用“橙色”报警，“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类案件逃出‘常量’，造成重大影响”。
「刑警队长」“数据常量”如定期体检
出场人物：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卫平
6月，宣武区“我爱我家”等20多家门店，接连遭受同一境遇：晨起开门，突然发现店空了，一夜之间，电脑全都飞了。
“有一伙人，以‘我爱我家’这种通过电脑、电话办公的小型铺面为目标。因为这些店好撬，而且绝不会‘走空’，至少能顺走几台电脑”，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卫平说，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全区100多家“我爱我家”类门店，在被盗门店上打上重点符号，很快发现，嫌疑人行动路线集中在环路周边。由此选出嫌疑人下次作案的重点地区，“下夹子”设伏。可万事俱备，对方却再未下手。与此同时，宣武周边地区“我爱我家”却相继失窃。他们决定把包围圈拉大。
某日凌晨，一辆面包车在前三门大街、两广路转了一圈，却只在几家门店前稍做停留就立即开走，他们跟踪至双井桥下“我爱我家”店门口，面包车终于下来两人，轻轻撬开店门。他们后脚刚迈进店内，就被数名刑警立即扑住。
该辆面包车正是宣武区20多起门店窃案涉案车。
他说，“我爱我家”失窃案是一个“数据常量”指导打击的典型案例，这如同定期体检，查下身体哪有问题；发现问题———门店入室盗，那就对症下药，根据路线特点、案发时间设伏突袭。这种打法，刑警能占取主动，收放自如。
他表示，现今的工作方式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比，跟去年比、跟合理值比。可‘指标时期’，全市大排行，宣武的面积、居民数，怎么可能跟朝阳比、跟丰台比？我们抓10个人花的力气，相当于他们抓几个人？”
「片警」“这一亩三分地我有经营权”
出场人物：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张研
7月29日，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张研整整一天都面带微笑，“心情不错。入室盗才1起，压下来了”。
张研负责的辖区位于北新桥东，面积达0.1公里，多是平房。入夏后，不少居民都喜欢开窗开门睡觉，所以，过完五一，入室盗发案量超标，一直是他心头的巨大压力。
5月，他印发了上千张海报，领着治保分子挨家发，提醒大伙一定看好自家门窗。可刚进入6月，天才连着热了两天，就有两户居民家中接连被盗。他赶忙上报领导，主动要求加班，组织协警员，从每夜12时一直巡逻到4时，专门在犄角旮旯、黑灯瞎火的地方转悠，一月之内，竟抓住3拨小偷，每拨都有两三人，手里都有手机、钱夹等“战利品”。在强大的巡逻攻势镇压下，6月入室盗发案量，恰好卡在合理值上。
本月，他收缩战线，减少了巡逻人数。他解释：绝大多数居民都学聪明了，睡觉时一定要关好门窗；北新桥东的名声已传开，敢来的小偷少了。
张研很有成就感，说一放一收两步棋，拿捏得还算够火候。张研警龄已达十几年。“原来都是随大流，大伙干啥，我就跟着干啥，不用动脑筋。现在挺有意思，自己管的这一亩三分地，好坏在于自己如何经营。
■对话
“去年底走了一步险棋”
马振川称，根据数据常量北京未搞年底大规模打防行动
新模式是否能弥补“指标”的所有弊端，保证北京实现“平安奥运”目标？就此，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了本报专访。
长期超常不切实际
新京报：“指标”的负面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被普遍认知。北京采取“数据常量”模式的起因是什么？有哪些诱发因素？
马振川：十六大期间，北京警方采用最高加强级别巡逻，几乎全警全勤出动，取得的效果确实不错，一位数报警记录保持了四五天。这期间，全局民警几乎没歇着。
但是，长期保持这种超常状态，显然不切实际。如何用常规措施，取得让百姓觉得安稳的社会效果，民警又用不着长期加班，“数据常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新京报：您对“数据常量”两年多的实践成效，做何评价？作为奥运安保的框架之一，“数据常量”能使北京奥运的安稳系数提高多少？
马振川：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没搞年底大规模打防行动，这是一个反常态的做法。因为年底的治安形势，直接影响元旦和春节。但是，“数据常量”推导出———年底，违法犯罪数量不会大幅波动。所以，我们走了一步险棋，继续运用警情常量，组织日常打防，结果第四季度刑事案件升幅，比第三季度下降了12.2%.
作为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佳状态应该是“社会治安处在警方掌控之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目前，北京处在社会转轨期、案件高发期的大背景下。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奥运安保的主要框架有两个：整体防控四张网（内保网、巡逻网、治安网、社区防控网）、数据常量精确打击。在两个框架的支撑下，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红灯亮就会主动加班
新京报：从“指标”到“数据常量”，您的解释是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这种解释的依据是什么？
马振川：“定性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公安工作的标准，那时对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是“把事儿办了就行”，严打就是这一管理模式的产物：“定量管理”不搞统一行动，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打击措施。由此，解决了不同地区、不同业务、不同时间段的治安状况、工作成效难以统一衡量的难题。
现在，北京的派出所所长都比较坦然，因为心里有底。发案超过常量，红灯亮了，他自己就会主动加班、调整工作时间等。
去年9月11日，王府井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案发2、3分钟后，东城公安分局一个局长就赶到了现场，速度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当天值班，正在案发地附近转。从去年3月开始，18区县每天都有一名公安局长、副局长当班，他们不会坐在办公室里，肯定在外面执勤指挥。
新京报：“数据常量”的基础是数据，但如果数据不准确，就会使整个社会遭受重大损失。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不被注水？
马振川：现在警方的科技水平与十年前大不相同，市局的110，掌握全市各个角落的警情；北京全市很多探头，都直接与市局指挥中心连接，工作透明度很高，也保证了数字的准确性。
■数字说话
291天
去年，北京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是291天，占总天数的80%，民警休假比例达到了95%.
94%
今年上半年，全国盗窃机动车发案持续上升，可北京发案下降了23%，破案上升了15%；全市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达171天，占上半年总天数的94%.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责编：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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