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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户口婴儿之死
杀婴之因
只在这个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个男婴就被父亲摔死了。
这43天里，刘瑞良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无望后，在今年元旦之夜杀了他刚满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刘瑞良自己，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他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本月中旬，这位病人将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受审。
有论者认为，刘瑞良的悲剧就是中国城市户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极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户口杀人”。
而反对者认为，刘瑞良杀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郁症而非户籍制度。
刘瑞良自己则是这样向警方交代杀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
刘瑞良的妻子时秀文说：“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为孩子办户口，哪怕他脑子有病，也不可能杀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还急。”她像祥林嫂一样对别人重复：“孩子刚死时我恨死他，后来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催他（办户口）。”
长期以来，户口制度一直遭人诟病。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户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复杂。
“单位”在城市户口管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些还没有正式家庭的城里人户口，就要落在单位管的“集体户口”上。刘瑞良虽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户口远在河北涿州，他的户口就一直保留着婚前的北京集体户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尔铎说，1977年后，集体户口逐渐演变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个在京城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这个大学的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所以集体户口是一个不完整的户口，一个过渡户口，各个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刘尔铎说。
刘瑞良夫妻俩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后的上学与就业，但北京的落户政策规定，父亲为本市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的婴儿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落户北京必须有“住房证明”，就是必须拥有北京的房产。“刘瑞良每月工资只有800块钱，我没有工作。即使买北京南口镇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时秀文说。
婴儿之生
贫困在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已如影随形。
婚前，刘瑞良因家庭纠纷，已与在北京农村的贫穷父亲和年老继母不再往来。2000年的婚礼是由刘瑞良的兄、姐以及时秀文的父母出钱置办的。婚后4年多他们一直不敢生育，因为那时没攒够钱。
他们的新房就在刘瑞良的单位——北京昌平南口机务段附近，一间1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这是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他们在这里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个晚上。
在邻居吴秀清的眼中，时秀文是个很会节省的家庭主妇，夫妻俩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销不会超过600元，时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摆小摊赚钱，买菜时总挑最便宜的。
时秀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刘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单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多块。他不会说话，不懂搞关系，窝囊得一塌糊涂。”刘瑞良的老实、窝囊在整个南口机务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他从来不抬着头走路，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刘瑞良的身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孱弱。2004年，刘瑞良在单位的宣传鼓动下去献血，献完血后大病一场。“你说，身体好的人去献血很正常，他都老实到不会掂量自己。”时秀文说起来就眼泪汪汪。这场大病医了3000多元，但老实的刘瑞良没有得到单位的一分钱报销。
时秀文靠摆摊攒下的钱为丈夫付了医药费。她每天下午3时到南口镇街头摆地摊，傍晚刘瑞良接她回家。“看到这对小夫妻过得精打细算、勤俭恩爱，街坊都觉得他们不错。”邻居夏淑敏大妈回忆。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时秀文一早起来看到丈夫刘瑞良又急剧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劝他去买药，他怕花钱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时秀文回忆。吵完架后，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摆摊。在初冬的寒风中，路人对她投以惊奇、怜悯的目光。但老天并没眷顾她——孕妇被雨淋，回家后又吐又拉，动了胎气。3天后，时秀文早产了。
早产的婴儿心跳过速，大脑缺氧，医生花了一星期才救过来。“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刘瑞良比我更急。”时秀文说。
出院后的近一个月中，前来照顾的时父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给孩子吸氧。刘瑞良只要工间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们宁可在公交车上站一两个多小时，也舍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个月花了1800元。刘瑞良心疼钱？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钱了。”时秀文自问自答。
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好了。从分娩到治病，家里两万余元的积蓄花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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