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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北京被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没有提及“经济中心”。而此次国务院在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时，将天津市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一增一减意味着，中央已将京津纳入到环渤海经济圈或京津唐都市圈的整个框架内考虑，圈内各个城市据此调整适应，将是未来这些城市面临的中心任务之一。
我国经济目前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及京津唐都市圈或更大范围的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都市圈因在一省之内，区域内整合不存在太大障碍。而与同样横跨多个省市的长三角都市圈相比，京津唐都市圈的整合程度显然要差很多。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圈内城市尤其是京、津两市的城市定位始终存在定位不调问题。
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兴起后，北方的官办军事工业主要集中于天津，由此向其他产业扩展，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已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工业城市。一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京津两市的城市经济反差极大：北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型城市，第三产业是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尤其是文化教育产业高度发达；而天津则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恰恰是两地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两地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互补关系，人员、商品、资本、服务在两地之间来往密切。
但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互补性逐渐削弱。其原因有二：第一，每个行政区都想在本辖区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实现自给自足。这导致了传统上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普遍被切割破碎。第二，对首都的定位存在偏差，让首都承载了太多功能，北京除了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得成为经济中心、工业中心。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北京依靠工业而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京津两市的产业迅速趋同，这让天津很难与北京竞争。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其结果是，北京作为首都承担了太多功能，而天津却无法充分发挥其工业中心、物流中心的传统功能。
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两项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考虑同时进入人们的视野：首先，继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圈发育较为成熟之后，人们呼吁发展环渤海经济圈，至少是京津唐都市圈，而这一发展战略的成功取决于重新构建本区域两大龙头———京津两市的关系。其次，人们也在重新思考北京的定位，各方普遍认识到，首都未必需要成为经济中心，尤其不能成为工业中心。北京要更好地承担起首都的职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身的一般性经济功能。
随着国务院先后批复北京、天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两市的定位终于清晰。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定位，天津则以恢复其在北方的经济中心为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因为它要扭转过去半个多世纪两市形成的不合理格局。如此调整，最终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两地曾有的互补格局，从而真正地在北方地区出现一个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区域。
在这一历史性调整中，天津是增，北京是减。因而，相对于天津，调整的过程对北京来说更艰难，北京面临的挑战更大。当然，北京把经济中心让位给天津，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经济就不再发展。为了维持自身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北京当然需要经济的正常增长，重要的只是发展什么。从原则上说，主要依赖知识、技术和人力的服务业，应当是北京经济增长的重点。京津两市及周边中小城市如何形成一种互补的产业结构，乃至互补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需要政府的胆识智慧，也需要民间的智慧。
相关报道见昨日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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