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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认为之连岳专栏
埃及法老Thamus 第一次见识到记录的威力时，非常害怕，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一一在案，无法遗忘，他感到非常恐惧，觉得文字里面有神力存在。中国的皇帝们经常面对同样的困扰，尤其是他们不想被如实记录之时，手法暴烈一点的就砍掉史官的大头，慈悲一点时就阉掉他们的小头。有用且有效，哪里还会怕文字的神性？只会充分享受文字的奴性。就像在《1984》里，建立一套繁杂的写作系统也是可以的，虽然改写任何一句话都几乎牵扯到重写历史，但是只要能毁掉一切记录，从技术上来看，是可行的。
8月10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公布“卫生行业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账号”已有1个月零3天。前天，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向媒体通报账户公布前的摸底情况。相关负责人称，治理商业贿赂并不意味着在催促医生上缴“红包”——这个“并不意味”着的转折自然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哗然。
其实无论红包的性质是什么，卫生部早在2004年4月就将胸部拍得通红，说是要展开整顿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凡是收红包、拿回扣的医生，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我当时年纪轻，还在为它着急，认为红包问题盘根错节，要解决它，得经过广泛的讨论，仔细的推演，先轻后重，入境宜缓，十数年来落下的顽疾，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治疗，才会有成效的。“收红包的医生一律取消行医资格”，这种空响的雷霆，风头一过，医生还是继续收红包。只不过，浪费了巨大的行政资源，牺牲了公信力，也使医生们更加轻视监管者。越是追求一夜之间改变现状的决策，越是无效。医生们的监理者，越早知道这点，恐怕医生收红包的现象才会越早结束。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在两会期间说:“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获益的行为应当禁止，但是，手术后病人为感谢医生对其的治疗而送的红包，医生未尝不能收，‘在日本，很多病人手术后会当着其他人的面给医生送红包，送红包的人越多，医生越自豪，这是他医术的体现。’”我看到了红包正名运动势不可挡，见风使舵，建议为了宣传和谐社会，这种红包接收仪式，都可以向媒体发布新闻，那时候吴委员也可以像日本的医生一样，自豪地展示红包。这个议案完善通过后，可以对和谐社会起到广泛的示范作用，警察、法官、官员们的收入都不比医生高，工作也是没日没夜，劳动强度很大，也应该定一个时间收红包感受一下人民的“激励”。
在以后的时间里，红包定义会如何演变，就谁也不知道了，反正是不可能禁的。两年多过去了，确实证明卫生部解决不了红包问题。可能随着物价上涨，病人的红包包得比两年前大一点罢了。“凡收红包就开除”的毒誓，就像假药一样，治不了病。这是一个全记录时代，说过什么话，一搜就有，就算是删除了，还有“快照”存档，这里看不到，别的地方也看得到，记录显示出了全知全能的神性，法老Thamus的恐惧总算在现在变成了局部现实，官员的誓言秀，成为笑话的可能性，真是太大了。当然，即使穿帮也要秀成为新技术时代的流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女明星硬要走光来上版面，我们就只好欣赏了。
(作者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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