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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舰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党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党友军。
共产党来这一手，对国民党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党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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