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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被《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非法用工，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两名记者，共索赔3000万元。被诉记者个人资产已被受诉法院冻结。（8月28日《新京报》）
鸿富锦提起的这起名誉权诉讼，确实非同寻常：新闻侵权官司抛开新闻单位起诉记者、索赔达数千万元、法院冻结记者个人资产等信息，都足以让记者们心惊胆战。然而，在我看来，这起诉讼倒更像是一个噱头。
根据常情，记者并不是富人，可能没有哪个记者拥有上千万的财产。在中国的新闻侵权诉讼中，法院判决赔偿100万元的都极为罕见，原告的3000万元赔偿主张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一点，我相信作为原告的鸿富锦也很清楚。而且，在法人提起的名誉权诉讼中，是不像由自然人提起的名誉权诉讼那样可以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鸿富锦主张的天价赔偿，必须是实打实的，必须要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确实给其造成了相应损失。然而，非法用工的报道给鸿富锦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相信原告鸿富锦将不易证明。因此，鸿富锦起诉记者，主张千万赔偿，最多是虚惊一场，被告实不必多虑。
鸿富锦不起诉新闻单位而直接起诉记者，令很多新闻从业者十分不解、不忿。这完全是一种误会。确实，记者的采访、报道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行为责任应由新闻单位承担。但对鸿富锦来说，选择被诉对象完全是一项诉讼权利。其可以诉报社，也可以诉记者。但是，就原告对记者的起诉，即使记者撰写的报道有问题，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根据法律，法院最终也只能判决新闻单位承担责任，而不会判决记者承担侵权责任。在程序上，就鸿富锦对两名记者提起的诉讼，可能被判决承担侵权责任的新闻单位可以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法院也可通知记者所属新闻单位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在原告只诉记者而未诉新闻单位的情况下，新闻单位《第一财经日报》主动要求参加诉讼，不仅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也是对记者的精神呵护。
对这起新闻官司，媒体没有必要反应过度。被人起诉，并不意味就一定有问题，被起诉也并不意味着就会败诉。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肯定会触动报道对象的利益，报道对象作出反应，包括以诉讼的方式作出反应，是正常的。被诉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洪水猛兽，并不可怕，从容应诉就是了。至于法院冻结被告资产，这作为法院根据原告申请采取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通常是以原告提供等价值财产作为担保的，也属正常的司法行为。
对新闻单位和记者来说，被诉后首先需要检视报道是不是确实有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可主动更正或发表声明，给予报道对象回应的机会，争取能够与原告达成谅解；如果认为没有问题，上法庭据理力争就可以了。当然，为了避免涉诉以及在诉讼中不致陷于被动，新闻单位和记者有必要增强法律意识，特别是要有随时准备防范和应对诉讼的意识。即使是对法庭的判决，新闻媒体和记者也应有平常心，要认识到某一个判决仅仅是某个或某几个法官的认识和判断，而不一定就是真理。
当然，对这起看似噱头的新闻官司，人们也不能等闲视之。人们需要观察鸿富锦兴诉的目的，究竟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寻求司法救济，还是有其他“醉翁之意”。 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执业律师）
记者报道富士康案遭三千万索赔 报社谴责 言论
因不满一篇有关员工每天“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近日，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海”)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点击详细
劳工权益到底应该由谁来保护呢？不外乎法律、政府、劳动者自身以及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劳动者自我维权的成本还太高昂，途径也很有限；受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一些地方政府在保护劳动者方面缺乏积极性，在保护企业利益方面却显得热情有余；《劳动法》的立法本意虽然是保护劳动者，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问题；至于舆论监督，从富士康起诉记者这个案例中，就不难看出一些端倪。看起来，要想还清欠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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