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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今后国家统计局除了发布GDP指数、物价指数等传统指数外，还将发布幸福指数。
在现代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是重要的一支，它所关注的是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在福利经济学老祖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那里，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程度，就是幸福感。庇古当时认为，国民收入的提高仅仅是提高社会福利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要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还必须视国民收入在全体人民中的分配情况，为此他提出了“收入分配均等化”主张。尽管这一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主张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使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处于老百姓心理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使全体人民共享国民收入增长的成果，肯定是一个能提高百姓幸福指数的关键性因素。
庇古的主张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阶层利益冲突尤其是劳资关系紧张，所以，庇古提出分配均等化以提高全社会福利，就是着眼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全社会幸福程度下降的问题。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扩张，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但有所下降，而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环境污染与资源不断衰竭也成为妨碍公众幸福感以及未来可持久幸福感的又一重要因素。
其实，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一直是中国人幸福观的核心。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和“幸福”有关的字词和符号的探讨，找出了17个字词与符号，关乎中国人幸福感的有三个主要方面，即宗教、社会和物质，其中宗教领域有4个词值得注意，在社会领域竟然有11个词，在物质层面仅有2个词。鲍吾刚据此认为，中国人比较关注内心安宁，注重“人们给予彼此欢乐和幸福”，同时“从未完全脱离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这表明，在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中，社会和谐以及与自然和平相处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相较之下，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层面。
总之，无论从经济学层面，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看，我们在追求国民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更加重视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更加重视协调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幸福感的不二之途。
(作者卢周来，原刊于《北京青年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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