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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一族正在“进化”——在当下的深圳，“二奶”可谓是七十二行中的一行，大有职业化的趋势。
“职业二奶”具有怎样的面孔？本报记者经过对深圳罗湖、福田、龙岗等地的一些“二奶”聚居的小区进行“勘查”，大略可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与第一代“二奶”相比，“职业二奶”一改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荫生”状态，不惮于公开自己的“二奶”身份，拒绝活在“大婆”的阴影之下。 更重要的，因为她们压根就不希罕有朝一日会转正做“大婆”，气势上着实壮了许多，对包养她的男人也不必处处“示弱”。如果男人出的包养费不够斤两，她们起脚就踹，毅然转“码头”。
阿萍今年29岁，来深圳做“二奶”后，频繁跳槽，已换了四个“男朋友”。第一个“男朋友”是台湾人，每个月才给3000元，其在大陆的生活花销还要由阿萍全部支付。阿萍受不了，起脚就飞了他。第二任“男朋友”是香港货车司机，出手倒还大方，就是太“花”。没多久，就把性病传给了她。阿萍当然炒了他的鱿鱼。接着，阿萍又交了她的第三个、第四个。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的存款就往上蹿一截。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身材都很好，还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龙岗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不多久就“泡”上顶头上司——一位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做起职业“二奶”。阿艳说，她不会向经理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会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阿艳说他在“那方面”不行，她就经常出去“偷吃”，以满足生理所需。
阿月是兼职“二奶”。她在罗湖、福田有两个不同的家：一个是与她“男朋友”的，另一个是与她老公和孩子的。阿月对记者说，刚开始，丈夫并不知道自己在外边做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才知道她兼职做起了别人的“二奶”，丈夫一时接受不了。阿月于是就威胁要同他离婚，慢慢地丈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现在，每个月除了“男朋友”来大陆的那几天之外，阿月都同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知识阶层对职业化的“二奶”怎么看？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刘教授认为，职业“二奶”在性质上更等同于卖淫。（冯霖土川）(文中“二奶”均是化名)（来源：海口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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