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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葛耘娜 主持
2005年8月、12月，中美间分别进行了两轮战略对话，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一交流形式也成为中美间沟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中美战略对话的美方代表、副国务卿佐利克辞职，新一轮的战略对话美方改为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主持，对话层级获得提升。
9月23日，保尔森结束了他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并初步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新框架。立足经济框架解决经济问题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中美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仍将作为经济问题解决的最大背景。
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沈骥如研究员，对涉及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3期。
双面中美关系
《21世纪》：当下中美关系中有哪些积极因素？
沈骥如：第一，进入21世纪以后中美成为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向世界提供高科技产品，尽管它自身的问题也很多，但发展还是很快。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以后更是在10％左右。可以说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始终不辱使命，每年进出口大量产品，采购大量的原材料，对推动世界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在APEC成员中，美国第一，中国第三，最近中国经济更是翻了一番，从1万亿美元，变成了2.3亿美元，再过五年恐怕就要4万亿了，接近排在第二位的日本。所以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要取决于中美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贸易伙伴欧盟只相差一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双方关系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过。这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最积极的物质因素。
第二，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安全问题、金融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汇率关系等等，都需要两国认真的进行对话、合作。特别是在911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其陷入孤立，随着国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检讨反恐战略，政策上则更倾向于通过多边的途径来促进解决，比如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这也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密切。
第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逐渐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使双方了解逐渐增加。美国去年提出“利益攸关者”的说法，这与过去“战略竞争者”的说法有很大不同。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体系，并希望与中国合作。
孙哲：我认为积极因素是，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和中国搞好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美国取得了相对的共识。有一大批美国官员对中国事务更熟悉了，例如，以保尔森本人为例，他来过中国70多次，非常了解中国对美国的感受和认知。而中国在与小布什打交道多年后也比过去更熟练、更有经验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体制、国际形势，还有人员的角度来说，都为双方关系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如何分析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如何化解双方的矛盾？
沈骥如：关于消极因素，我认为主要在美国一方，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仍然把中国看成异类国家，所以对华的战略遏制并没有减少，只是手法、策略上有所改变。
中美之间一些具体的问题，虽然通过两国的交流可以化解，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其中一些已经有所缓和。比如台湾问题，双方现在都希望保持现状，不要发生突然的事变，希望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所以美国对陈水扁当局的台独行为实际是有遏制的，美国不断的重申——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要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能源问题上，过去认为这是零和游戏，中国进口多了就会是美国的损失。然而，今年的八国峰会上，普京总统推动了能源安全的新概念，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摆脱过去零和游戏的说法。
现在能源安全新概念已逐步被美国接受，保尔森等高官纷纷来华磋商能源合作问题，提出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中美能源合作只要摆脱了冷战思维，合作范围十分广阔，潜力非常巨大。
孙哲：中美间存在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固有的矛盾。第一是理念上的问题，即民主和人权方面的争议。中国的发展模式太独特了，美国人总以为只有实行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国家（如印度、拉美等国）才有“资格”取得经济上亮丽的表现和政治上的稳定，但是中国居然表现得不错，这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困惑。
第二是中美在热点国际问题上持不同的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用对话代替对抗，而美国还是倾向于单边主义和使用随心所欲的“点菜式外交”手段。比如中美虽然一起合作反恐，但在是否可以用洲际导弹打击恐怖分子，是否要制裁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方面，两国间仍存在着固有矛盾。
第三是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过于关心，在应该由中国自己决策的问题上，美国过于表达它的意见，表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能源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以及经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等等。我认为如果这三大矛盾不解决，中美关系的发展恐怕仍存在障碍。
时殷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深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以及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必然加剧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矛盾。美国不断强化军备，在军事上防范和威胁中国，也必然使中国针锋相对地加速国防现代化。另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很好地管理外资。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在走向成熟，在加强对国内资本管理的同时，必然会加强对国外资本的管理。
总之，奉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结构性矛盾。尽管目前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中国持之以恒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总体和平的国际态势，使这些矛盾尚未激化和彰显出来，但现在无法肯定这些矛盾将来就会被解决。
中国崛起改变两国关系
《21世纪》：您怎么评价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具体到经贸、安全以及国际问题磋商等方面有何体现？
时殷弘：从去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布什总统的授权和支持下，在纽约发表的演说，包括称中国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以来，都反映了美国基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以及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美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重要性方面的认识发生了飞跃。
美国也对中美矛盾进行了反思，更明确了对华战略。一方面，继续在战略和军事上防范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也开始把两国协调性合作的范围扩大，尽可能地加强同中国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让中国修改自己的对外政策行为和贸易做法。比如，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等等。
孙哲：过去20年里，美国对华战略不外乎有3个思路，第一是“中国崩溃”论。第二种是要与中国合作。他们肯定了中国过去20年的成绩，认为中国仍要靠自己解决问题，美国只需扮演一个推手的角色，从背后把中国推上国际的舞台。第三是中国威胁论。认为现在只是军事上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在经济上已经构成威胁了。用佐利克的话说，中国在国际市场是一个“疯狂的”购买者，搅乱了国际市场价格，这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战略上的威胁。总体来说，美国对华的大战略偏向于第二种观点，扮演推手的角色。迄今为止美国包括最挑剔的国会和舆论，基本上都肯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沈骥如：目前美国对华战略具有双重性，第一是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长远战略，美国不允许世界上有任何国家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因此要遏制中国。比如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向台湾销售高技术武器，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双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
第二是从务实的层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的提高，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而且中国现在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只是在积极的融入世界体系。
《21世纪》：就目前形势而言，中美两国之外的第三方（比如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欧盟、日本）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时殷弘：由于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美国对中国重要性认识的提升，美国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未来美国在世界上打交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因此，两国关系在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的程度要明显地低于过去。
当然，无论是中东局势，朝鲜局势，或者日本问题，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但我认为这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都相当有限。对中国来说，中欧、中俄和中日关系都很重要。中国与美国之外的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增进合作，在中长期来看，可以促进多极体系的发展，实现对美国的制衡。但对于目前中美合作的发展来说，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弱，而中美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
沈骥如：中美的双边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双边的利益以及两国对全球事务的责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有所缓和，合作的机会也在增加，很多大国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特点就是不针对第三方。包括在中美的建设性合作中，美国去年增加了利益攸关者的说法，也是不针对第三方的。我觉得这种不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大国关系，有利于大国间全方位合作，是很好的趋势。
当前，每个大国都把美国作为外交的头号对象国，因此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而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大国都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也不可能联合美国来对付中国。任何大国之间结盟来反对另外一个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他大国之间合作增加，那么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较小的。
坚持“斗争型对话”
《21世纪》：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美方的代表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改为财长保尔森，这一转换是否标志两国关系重点的转移？我国该如何参与“战略经济对话”？
孙哲：保尔森在美国政府里的威信很高，主要是他本人经商事业成功，而且实实在在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人也有一种从众心理，比如国会议员在针对中国问题投票时，如果和中国事务有一点了解的人，就会对其他人的投票有“指示性”或“暗示性”的效应。因为保尔森的特殊背景，在美国官员眼里，他成了最懂中国的人。由他来接替佐利克领军进行经济谈判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能够带动一批美国的决策者对中国问题的学习。
这次转换也突出了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双刃剑。理论上说，两国在经济交往多了以后，应该可以使关系更为友好，但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人觉得焦虑不安，对中美关系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如WTO义务、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中国市场开放等等。过去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现在的战略经济对话要将其立体化、多元化，比如双方可以进行能源合作，可再生资源等技术的转让等等。另外，最近美国还向中国发出邀请，要求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我们有很多人会质疑美国人的真实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不妨在战略对话中也向美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各方面要求，也给美国施加一点压力，争取深化合作。
如果中国把自己经济外交和经济建设看作第一要务，那么美国20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中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还是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的。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对话。对话不完全是说好话，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有理有据地进行“斗争型的对话”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时殷弘：过去中美之间存在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状况，而现在不存在了，经济问题本身虽不能说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至少也是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的部分。经济性战略对话是美国提出来的，这意味着美国在向中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中国，中国不仅是政治上重要的国家，也是经济上重要的国家。而潜台词就是：美国那么重视中国，中国是不是要多负担些国际义务呢？比如，人民币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了，那中国是不是应该负担起相应的责任呢？
孙哲：之前中美商贸领域六个机构的“小六方会谈”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的战略经济对话比过去在级别上提高了一步。对中国而言，关键是要抓住相关问题，比如要知道美国在抱怨中国经济什么，中国在哪些方面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帮助，等等。应该把这些问题归类，然后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做一些双赢性的安排。比如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要和美国进行协商，否则国家利益可能得不到保障；比如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逆差、市场开放等问题，中美之间首先要确定下来大方针，然后逐个问题去解决，这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
我们强调用战略眼光来处理经济问题，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讨价还价”的范围，贸易政治化已经成为对话的前提。所以，双方现在都意识到要在追求一种战略共赢的基础上，在战术上要采取更为灵活的手段，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多一点的利益。
第三次战略对话的未来
《21世纪》：一般认为中美之间第一次战略对话超越了台湾问题，第二次战略对话美国方面将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即将进行的第三次战略对话要提升两国战略对话的层次。您怎么评价这种概括，您认为第三次战略对话要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评价中美之间目前的交流与沟通机制？
孙哲：我认为第三次战略对话可能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是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延续，其中包含了双方的知己知彼，和一种相对平淡却非常频繁的工作关系。美国要迎来中期选举，进入“停车检查”期，检查总统的政策是否正确，中国也即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两国国内政治都进入相对关键的时期进行一些提前的接触、对话，从而国内政治的变化也延续到中美关系中，我想也许这次对话的战略意义体现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现在认可“商量着办事”总比一味相互指责要好。
如果以中美关系原来的标准来看，现在中美间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交流模式，现在信息传达、沟通已经不成问题了。比如有热线、高层互访、战略对话，还有民间交往，一个立体的沟通体系已经形成了。因此，中美间无论是民间事务，还是针对国际重大事件，双方的意见表达方面都还算畅通。现在需要做的是超越正式的官方交往的渠道和传统的外交决策过程，在收集民意，梳理、归纳和判断民意方面，双方的互动还需要新的模式来突破。还需要更多的从对方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美国总统经常接受电视访问，意见是相对公开的。这说明美国人除了“阴谋”之外，也习惯于搞“阳谋”，直来直去向中国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欲望。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平衡民间参与和政府决策之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双方需要通过媒体和各方面努力来凝聚共识。
沈骥如：去年中美通过战略对话使双方有了进一步了解，最重要的是美国认识到解决美元贬值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不能光靠人民币升值，还需要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并且提出了“利益攸关者”的说法。通过这次对话，美国开始修正对中国的战略，使其变得更加务实。比如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中国的投票权，提倡中国和平外交发展政策等等。这也是“利益攸关者”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开始重视让中国分担一部分责任。
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美国的舆论，百姓，商界，政界会逐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保尔森这次来中国开展战略对话，并没有向中国施压，而是交流双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的政策，从而形成更合理的规则。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乐观的。
时殷弘：中国崛起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因此经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在中美全盘关系中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双方越来越认识到不能在自己的根本利益上向对方轻易让步，另一方面双方都在寻求影响对方的经济政策，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确实需要一种系统的、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拓展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利益，拓宽合作的途径。保尔森此次访华要谈的都是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贸易代表能够谈妥的具体事宜，因此只能采取“务虚”的方式。用全局的观点与对方讨论全盘问题和未来趋势叫作“务虚”。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影响中国，让中国更多地接受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要求，而中国也希望通过与美国进行全盘的经济战略对话，缓解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危机。
《21世纪》：美国即将迎来的国会两院中期选举（11月），中美关系往往在中期选举时进入一个波动期，出现针对对华政策的发难（特别是由批评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引发的），根据目前美国国内的状况来看，此次选举将会对中美关系有何具体影响？
孙哲：影响是边缘性的。现在美国关心的主要是伊拉克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美国本身的经济问题等等，中国不属于“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在选举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国会情绪的渲染，美国一些人还会夸大对中国的指责。即使是有些一直被认为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也会在这个特定时刻，选择一些取悦于本地区民众的论调来“敲打”一下中国。对此，我认为中国应该理性地看待，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处理，建立危机处理机制，试着对美国关心的问题，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讲道理，把对两国关系的伤害降到最低。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美国更为深刻的了解。
时殷弘：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争执的焦点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伊拉克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对中国非常不满，而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生意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在中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越来越高。但总体来说，目前在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处于不断积累的阶段。今年4月胡主席访美之前，吴仪副总理到美国采购，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中国如果再不做一些让步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将愈演愈烈，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提案，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吴仪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再加上最近中国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和美国的合作也比较多，才暂时缓解了这种危机。目前的情况下，尽管中美之间经济矛盾还比较复杂，但还不至于在美国形成全国性的在选举中指责中国的局面。
（实习记者林琦、陈超、吴炜惠参与整理）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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